33 “自由的旗帜飘扬在整个欧洲上空”（第6/8页）

他说，他马上要宣读一则公告：“只需要七分钟，所以，你们不用着急，你们还有很多时间。”记者们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通知我，德国军队已向联合国投降了。自由的旗帜飘扬在整个欧洲上空。”他自己打了个岔，“这也是在庆祝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快乐，总统先生！”几个人高喊道，也有人发出了一阵笑声。

杜鲁门读完了公告。公告的结尾，他恳请大家，为了结束战争，要“工作，工作，再工作”；目前，战争只胜利了一半。接着，他又宣读了一则声明，号召大家要毫不留情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声明中还清晰地为日本人民列举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它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它意味着那些把日本带向如今的灾难边缘的军事首脑权力的结束。

它意味着陆军和海军战士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庭、农田和工作岗位上。

它还意味着不再延长已无望取得胜利的日本人民此刻的艰难与痛苦。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

（如果在1944年对德国人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的话，冲突可能会早一点结束。）

杜鲁门撇开了他的讲稿，信口说道：“你们记住，美国的领导人们一直在这里强调，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旧金山得到的——我们即将得到它——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的框架。我们面临着一些可怕的问题。”

他宣布，星期日，即5月13日，将是一个祈祷日，并且特别指出：“这非常合适，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上午九点，他坐在白宫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他开口说道，接着，他又冲动地加上了一句没给记者们读过的话，“我只希望富兰克林·D.罗斯福能够活着见证这一天……”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向英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回顾了过去的五年，然后严肃地说道，他希望自己现在可以说，他们所有的悲伤和苦难都已经结束。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仍然需要确保，那些令我们投入战争的单纯而高尚的目的，在胜利后的几个月内不会被漠视和忽略，‘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会失去它们的本意。如果公正与正义得不到实现，如果极权主义或警察的政府取代了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一伙的罪行便将毫无用处。我们自己并无所求。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在谈判桌上得到认可，不仅在纸上，也要在事实上延续下去。首先，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正在旧金山创建的联合国世界组织不要徒有虚名，不要成为一个保护强国、嘲弄弱国的组织。在这辉煌的时刻，胜利者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的崇高品格是否配得上他们掌握的巨大力量……”(12)

讲话结束之后，丘吉尔起身前往下议院。但是，由于人如潮涌，这短短的一段路竟花了他半个小时。当他终于迈进下议院时，全体成员都起立欢呼。他提议下议院暂时休会，并“向万能的上帝致以恭顺的、虔诚的感谢，是他把我们从德国统治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然后，他穿过喧闹的人群，带头走向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在白金汉宫用过午餐之后，他驱车来到位于白厅的卫生部。他走到一个阳台上，但是，人群的欢呼声让他差点开不了口。“这是你们的胜利，”他高声喊道，“这是每一个国家自由事业的胜利。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比这更为美好的一天！”

5

上午十点，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13)元帅和朱可夫参谋部的其他人员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注视着一架准备着陆的美国运输机。他们以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但是，飞机甚至都不是从兰斯飞来的；它是从莫斯科来的，里面坐着迪恩将军。俄国人显然不知所措，感觉有些受到了侮辱。而通知俄国人，艾森豪威尔不来了，这正是迪恩的棘手任务。在艾森豪威尔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他乐于去柏林参加第二次签约之后，史密斯和另外几人建议他，为了盟国的威望着想，应该派他的副手，皇家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前去。因为代表苏联签字的朱可夫只是一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级别比艾森豪威尔低得多。

一个小时后，从兰斯来的特德一行到了。从德国人手中夺来的各种车辆组成了一支醒目的车队，载着他们朝柏林郊区驶去。他们被安置在了农舍里。在他们当中，有三名陆军妇女队成员，其中包括凯·萨默斯比。她坐在她的农舍里，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她想，幸好艾森豪威尔没来。她确信，这种“侮辱人的拖延”，会让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返回兰斯。

不过，俄国人并没有浪费时间。在城市的另一端，奉命把水泥厂撤到苏联的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和其他几名军官正在聆听苏联驻柏林司令官派来的经济问题代表的讲话。“把柏林西区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代表说道，“你们明白吗？一切东西！如果你们拿不了，就把它们摧毁！不能留给盟国任何东西。不能给他们留机器，不能给他们留床睡觉，甚至不能给他们留夜壶撒尿！”

虽然朱可夫最终在特德代表团抵达五个小时之后会见了他们，但是，在盟国的一些观察家看来，元帅似乎只是企图拖延签字——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意图。他在等待维辛斯基。此时，维辛斯基正带着莫斯科的指示乘飞机向柏林赶来。

不过，在这次会谈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得到了解决。由于艾森豪威尔没有代表西方盟国出席，因此，戴高乐下达指示，由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14)将军代表法国签字。而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这不过是戴高乐沙文主义的又一例证。(15)最后，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众人一致同意，由特德代表英国签字，由斯帕茨将军代表美国签字，由德·拉特尔代表法国签字，这才打破了僵局。

德·拉特尔很快发现，要举行仪式的大厅里没有法国国旗。几个俄国姑娘匆忙用一面纳粹旗、一条床单和两条蓝色的哔叽工装裤做了一面三色旗，但是，她们把蓝、白、红三色横着缝了起来。德·拉特尔委婉地告诉她们，她们做的是一面荷兰国旗，应该把彩条拆开，重新竖着缝上。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缺席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德一脸担忧地走进大厅。“全都完了，”他告诉德·拉特尔，“维辛斯基刚从莫斯科来了，他不同意我们和朱可夫一起拟订的方案。他欣然同意由您签字，这样的话，法兰西的复兴将得到公开肯定。但是，他断然反对由斯帕茨签字。他的理由是，既然我要替艾森豪威尔签字，那么，我就当然应该代表美国。可斯帕茨现在提出，如果您签字的话，那么他也要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