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统帅（第4/4页）

统帅向其下级司令官及时、详尽地通报其意图，这对下级深入理解作战目的有较大的帮助。统帅和他的司令官一定要在这方面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统帅既是军队的教育者和领导者，也是军队战斗力的维持者和推进者。为此，他一定要重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装备和作战观点是否与现实要求相符合，是否应作重大修正等。

我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任职后，将兵力的密集部署改为疏散部署，并用机枪替代步枪，增强火力。在战争中，随着技术器材的大批量使用，验证其效果要比平时容易得多、准确得多。至于战术的效果则更加显而易见。

除了关注陆军作战部队外，统帅还要关注兵站、后方部队、空军、海军和后备部队等方面，并注意检查军纪和精神状态[5]。在对待人民上，统帅要时刻注意观察人民是否在为军队和民族的生存而努力，是否下定决心和军队一起，团结一致，致力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伟业。

与此同时，统帅还要高度重视国内经济状况，军队和人民的供给问题。哪里发来急需补救的消息，就要立即行动，加以处理，哪里出现弊端，就要认真查办、纠正。一定要将任何对军队和人民有害的事情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统帅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方面，总体政治必领与统帅合作。

统帅应当全神贯注地阅读有关敌军和敌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报告。因为，现实表明，在如今部队人数高达数百万的情况下，就算取得决战的胜利，也很难将每个敌人消灭或俘虏。

通过获得决战胜利和摧毁敌人的经济、对敌人实施封锁、利用海军断绝敌人的供给，辅之宣传，都是达到摧毁敌国人民顽强抵抗意志的手段。

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是无边无际的，它对统帅的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远远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甚至在腓特烈大帝之上。

统帅在民族的历史上较为罕见。

和平时期，军队领导能否成为战时的统帅，只能交由战争来裁决。我认为，只有在总体战领导的职位上奉献一切，致力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才能称为人民的统帅。从这个角度上看，统帅和人民是一个整体，不然，统帅对人民来说便是毫无意义的。

[1] 腓特烈大帝是统帅的标准。自他之后，人们对何为统帅已模糊不清，从而危及作战和人民，我上述所言，也适用于盟国（奥匈帝国）的总体战。正因为如此，经验告诉我，国家的独立体制是作战中实施统一指挥的障碍。1914年，冯·康拉德将军（奥军总参谋长）反对任何将奥匈军队隶属于第9集团军的方案，后才逐渐让步。大规模作战行动需由两国“协商议定”。为在东线作战，德国提议成立联合司令部，由奥匈帝国弗里德里希大公爵任最高司令，我任总参谋长，但遭奥匈帝国的拒绝。1916年8月，因东线战况危急，终于在东线总司令之下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统辖由加里西亚至波罗的海的战线。后来，冯·阿尔茨将军接替冯·康拉德将军职务，终于成立了一个“最高指挥部”（虽然只是徒有其名），由德皇担任统帅，但这个指挥部并没有改变多少两军不协调的状态。敌人的涣散程度也不亚于我们。但是，他们平时就缔结了永久军事同盟，对平时战备和战时战略展开均有明文规定，而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却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两国的联盟仅仅是政治性的。1918年3月21日，由于德军攻入法国，敌人才成立了联合司令部。事后才知道，这是极为明智之举。常有人说，拿破仑一世是统帅的样板，这是一种误解，他不过是共济会手中的傀儡。共济会使他登峰造极，又将他打翻在地，1812年令其远征俄国，实无任何依据。

[2] 相当于第一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第二总军需长负责后勤。

[3] 我已听说，政治家们对我的这一观点大为恼火，特别是对政治应为作战服务的思想愤愤不平。然而克劳塞维茨就曾教导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家们为此激愤不已，把我的观点视为注定失败的“军国主义”的观点，但这却丝毫改变不了现实所提出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也正是我为作战和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提出的要求。但愿“军事科学家”们也能记住这一点！德国政治在世界大战中的作为，已表明这些要求的必要性。

[4] 我在《战争中的违命》一书中，重点指出了下级指挥官违抗上级指令的危害。

[5] 制止军队中的酗酒现象是不言自明的事，从世界大战中可明显看出酗酒对战绩和军纪的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