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国的根源（第11/13页）

同张伯伦所钦佩的戈平瑙一样，张伯伦发现，历史的关键，的确也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在于种族。要了解十九世纪，也就是说当代世界的现象，人们必须首先要考虑二下古代的遗产。张伯论认为，古代的遗产有三：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遗产的承受人也有三个：「两个血统纯粹的种族」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杂种拉丁人——张伯伦称他们为「各种民族的大混杂」。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继承这份光辉的遗产。不错，他们在历史上出现得很迟，到十三世纪时才出现。但是就在这以前，他们已灭亡了罗马帝国，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他说：「有人说，野蛮的条顿人造成了所谓『中世纪的黑夜』，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相反，这个黑夜是垂死的罗马帝国所造成的人类不讲种族的大混杂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破产以后降临的。要不是条顿人，全世界就会笼罩着永恒的黑夜。」在他写作的时候，他把条顿人看成是世界的唯一希望。

张伯伦把居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都包括在「条顿人」中间，不过条顿人是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的定义是相当含糊的，有一次他说，「凡是行为像条顿人者，即条顿人，不论其原来种族是什么」。也许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的非日耳曼血统，无论如何，根据张伯伦的说法，条顿人是「我们文化的灵魂。每个民族今天作为一种活着的力量，其重要性取决于它的人口中纯正条顿血液的比例——只有在条顿人用他的灵巧的手掌握了古代遗产的时候，真正的历史才开始」。

那么犹太人呢？《十九世纪的基础》中最长的一章论述了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张伯伦声称，犹太人和条顿人是西方仅有的血统纯粹的两个种族。在这一章中，他谴责「愚蠢的令人反感的反犹主义」。他说，犹太人并不「次」于条顿人，仅仅是「不同」而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伟大之处。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神圣职责」是保持种族的纯洁。但是在他进而分析犹太人的时候，张伯伦也陷入了他谴责别人持有的非常庸俗的反犹主义中，这种庸俗的反犹主义最后发展到希特勒时代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中丑化犹太人时所用的淫猥粗鄙的谩骂。的确可以说，纳粹党的反犹主义的「哲学」基础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一章来的。张伯伦的见解一望而知是荒谬绝伦的，他宣称，基督的人格是古代传给现代文明的三大遗产之一。他接着着手证明耶稣不是犹太人。张伯伦认为，耶稣出生于加利利，他不能正确地发出亚拉姆语中的喉音字母，这些「明显的迹象」，都说明了耶稣有「很大比例的非闪族血统」。他接着说了一句典型直截了当的话：「凡是说耶稣是犹太人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说谎——耶稣不是犹太人。」

那么他是什么种族的人呢？张伯伦答复道：很可能是个亚利安人！如果不是由于血统的话，那么也毫无疑问地由于他的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说教，因为这种说教同犹太教的「唯物主义和抽象形式主义」截然相反。因此，很自然地——至少在张伯伦看来——基督应该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年轻的印欧民族的上帝」，特别是条顿人的上帝，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具备像条顿人那么好的条件能够听到这神明的召唤」。接着他写了自称是犹太种族详细的历史，从闪族或者说沙漠中的贝都因族与圆头的长着「犹太鼻子」的希地族混血开始，最后到与属于亚利安人的亚摩利人混血为止。不幸的是，亚利安混血种——即亚摩利人，据他说是金发碧眼、体格魁梧、仪表堂堂的——来得太晚了，不能对改进「腐化的」希伯来血统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从此以后，这个英国人——与他的犹太种族血统纯粹的理论自相矛盾——发现犹太人成了一种「消极的」种族，是「杂种」，因此，亚利安人「否认」以色列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责怪亚利安人，不该把「实际不存在的荣誉」给予犹太人，他接着发现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了可悲的程度」。

最后，在张伯伦看来，救星在于条顿人和他们的文化，而在条顿人中间，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一亚利安人的最优秀的品质。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这是我的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认识，肯定的真理。」

《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使这个古怪的英国人在德国一举成名。尽管因为张伯伦是个刻意求功的艺术家，这本书有它的独特风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辩，但是读起来却很费劲。但是它不久之后就在上层阶级人士中间很为流行，因为他们似乎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十年之内，它再版了八次，销了六万册，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数已达十万册。在纳粹党统治时期，它又营销一时，我还记得，在一九三八年时曾经宣布它印行第二十四版，当时己销了二十五万册以上了。

这本书最初和最热情的读者之一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请张伯伦到波茨坦宫中见面，一见之下就互相倾倒，两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张伯伦在一九二七年死去。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会晤后就一直通讯。张伯伦给德皇一共写了四十三封信，德皇回了其中二十三封，其中有一部分信简直就是长篇文章，德皇在他的一些激烈演讲和声明中曾经加以采用。「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把你送给了我。」德皇在头上几封信中曾经这么说。张伯伦在这些信中竭尽其阿谀谄媚之能事，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陛下和陛下的臣民，」他写道，「是生在神圣殿堂的。」他还告诉威廉，他在书房里把威廉的肖像放在里昂纳多画的基督肖像对面，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常常在他的救主和他的君王之间来回踱步。

但是张伯伦的奴才气并不妨碍他向这个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断进言。一九○八年，威廉颇不得民心，以致帝国议会竟敢责难他过问外交造成不利后果。但是张伯伦劝告德皇说，舆论是白痴和奸贼制造出来的，可以不必去理会它，威廉则答复说，他们两个人将站在一起——「你用你的笔；我用我的口舌和利剑」。

这个英国人一直提醒威廉不要忘记德国的使命和命运。「德国一旦有了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它能够得到力量——它必须立刻执行一种科学的天才的政策。奥古斯都曾经有计划地改造世界，德国也必须如此——有了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装备，有了像军队一样严密的组织，在艺术、科学、技术、工业、商业、财政，总而言之，在一切方面都优于任何国家，也就是说，自己成了世界的教导者、舵手、先驱，它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每一个人都为神圣的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必将由于内在的优越性而征服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