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方法主义（第2/2页）

从战争最高角度来看，战争并不是由大同小异的、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每个重大事件构成的。

战争不像长满庄稼的田地，而是像长满大树的土地。在收割时节，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好坏则要看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我们就不能无视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的多少，本来是不受职位高低支配的，而是取决于事情的大小。由于统帅处理的都是全面而重大的军务，所以他很少使用方法。如果统帅采用老一套的方法来部署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那么不但会让部下倍感束缚，而且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束缚自己。

诚然，这些方法有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有可能是他依据情况而使用的，但是这些方法是建立在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之上的，它们也能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不过，就像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使用同一方法来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但是，如果没有让人称心如意的理论，且作战研究理论依旧不够完善，那么职位较高的人有时候只能使用方法主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人无法借助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在面对那些与现实不符且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批判时，他们惊慌失措，他们的常识不允许他们接受这些东西，他们除了依靠经验外，别无选择。

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习惯运用从经验中获得的方法，即模仿最高统帅所独有的行动方式，如此一来，方法主义便应运而生。

如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往往喜欢采用所谓的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通常喜欢使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的将领们则习惯于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

由此可见，效仿别人的方法也是高级指挥官可能会做的事情。如果这样一套理论，它比较完善，有利于提高那些努力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有利于研究作战方法，那么模仿方法的范围就不会这么大，而那些被人们当成必不可少的方法，至少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模仿的结果。

无论一个伟大的统帅将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一定有一些主观性的东西，如果他拥有独特的作风，那么该作风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的个性，不过模仿者往往在个性上与他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

不过，从理论的角度上看，想要彻底抛开这种作战风格或者方法主义则是不可能的，且是错误的。相反，作战理论理应将主观的方法主义当成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理论尚未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人们只能依靠方法主义。革命战争有其独特的打法，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吗？但是又有哪种理论能够预先将它的特点包含进去呢？

遗憾的是，在某种情况下产生的方法极易过时，因为情况会因时因地悄然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在这里，理论的任务是借助明确而合理的批判防止人们再度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

1806年，在普鲁士，一些将军，比如路易亲王[1]在扎耳费尔特，陶恩青在耶拿附近的多恩堡山，格劳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布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的另一侧，他们都是照本宣科，犯了经验主义，使用了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最终全军覆没，以至于霍恩洛厄的军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方法早已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造成智力极为贫乏。

[1] 指路易·腓迪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