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5/5页）

但是，我们不能说，1812年的战局应该跟前几次会战一样，取得丰硕的成果，之所以未能获得这种结果是由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当成不合理的原因。

较为妥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1812年之前，他都做对了，但是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结果这样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并非肯定的结果。那些无法肯定获得的东西，就只能依靠幸运或者命运（不管把它叫作什么）去获得。人们自然可以不依靠幸运，但是这只能针对某一具体场合，在具体场合，尽量不依靠命运或幸运，但这并不是说不确定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倘若非要这么说，那就跟我们的理论观点相抵触了。在一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只能依靠命运的情况下，当事人似乎既无功劳，又不用担负责任。尽管如此，在我们看到他的愿望实现时，就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当他的愿望落空时，又会倍感失落。我们以结果出发得出的对当事人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不能否认，这种现象是由于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依靠幸运获得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我们也非常乐意设想这种相互之间的联系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一个当事人经常获胜或者战败，我们就会对他的感觉逐渐加深进而变为固定，这就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从此我们也能发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往往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对幸运的统帅，只要他们没有在别的方面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会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我们凭借智力分析、推测和论证一切后，如果那些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依旧没能通过表露的现象表现出来，就只能依靠结果来说明。

对此，批判者一方面要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不让它遭遇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则应把握好度，不要滥用这样的判断。

人的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只能根据结果来规划，并往往采用这种判断来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依靠智力难以作出靠谱的判断；二是因为它们和人的意志的关系较为密切，容易影响意志。

如果勇气或恐惧控制了决心，那么就无法找出较为可观的东西，使得在依靠智慧和推测判断可能的结果时没有任何依据可言。

我们还要对批判时使用的语言，批判的工具进行一番考察，因为语言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是一种思考，与行动前要做的思考一样。所以，我们认为，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点极为重要，否则它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无法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曾说过，理论不应给指战员提供生硬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相反，理论应培养指战员于战争中的智力，或者说，在培养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

比如，我们不需要也决不允许像几何学那样使用辅助线，如果说，真理在这里无法以体现的形式表现出来，无法间接地发现，而是要直接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理应如此。

我们都清楚，但凡事物的性质务必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批判时就要依据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理所当然的是，当事人在战争中总遵循这种真理，不是将它们当作生硬的法则，而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

同样地，应当领会真理的精神，在批判中也不能将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如果想要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真理，就可以用理论进行推理分析。

如此一来，批判时就要尽量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而要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但他必须努力这么做。不过，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只在极其少数的批判者身上看到这种努力，多数的情况则因为虚荣心的驱使而出现了烦不胜烦的炫耀自己博学的现象。

常见的第一种弊端是，将某些片面的体系当成金科玉律，滥用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容易发现，并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被戳穿了。在这里我们只涉及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所以危害不大。

第二种较大的弊端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尽管有些批判者对所有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进而无法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仍然想要从这些体系中抓住一鳞半爪，并将之作为评判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

其中大多数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段作为根据，他们便无法进行批评。这些片段中最小的术语和比喻，往往被作为批判论述的点缀品。

原本属于理论体系中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剥离，而被当成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或者被当成公理，那么，它们便失去了原本所具有的正确性。

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理论著作和批判著作不是运用简单、朴实的思考方式，使作者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使读者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相反，作者和读者的理解很不一致。

第三种弊端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在前文，我们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的作用，下面我们还想专门谈一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

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被引用证明某一观点，那么它也可能被别人用来证明与之相反的观点。从遥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大相径庭的情况中抽取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常常会引发判断上的混乱与模糊，不具有一丁点儿的说服力。

这些模模糊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随意杜撰的概念对实际生活有好处吗？几乎没有。理论只要采纳了这样的概念，就将与实践相对立，并受到身经百战的将帅的嘲讽。然而，倘若理论可以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可以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避免以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作为遮羞布，重视事实，与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员相联系，那么理论便不会产生诸多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