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玉碎还是散花（第4/13页）

南翼这时也未能取得突破，如果北翼再久拖不决，整个大反攻就要搁浅，也势必难以在预期内完成对日军的大包围，朱可夫紧张起来，他被迫亡羊补牢，将预备队中装甲旅提前调到了北部集群。

1939年8月23日晨，苏军对弗依高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朱可夫也对北部集群的指挥官们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

某师在进攻时损失很大，而且还被山县联队的步兵压得动弹不得。师长打电话向朱可夫报告作战困难，并请求新的指示。

朱可夫二话不说，命令他再次发起进攻。

过了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拿起听筒，指名要这位师长接电话。得知该师还没有拉上去，朱可夫问他：“你到底能不能开始进攻？”

师长犹犹豫豫，说他还没有把握。朱可夫很干脆地说：“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叫你的参谋长接电话。”

朱可夫对参谋长提了相同的问题：“你能不能开始进攻？”

参谋长说可以，朱可夫马上表示：“我现在任命你担任师长。”

参谋长答应归答应，其实也没有把握，所以也没有即刻发起进攻，只是向朱可夫报告了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朱可夫的回答是：“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

朱可夫（左）在指挥作战时往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也因此引来了对下属“极为苛刻和粗暴”，以及无视士兵的生命甚至“草菅人命”的指责。

在大战进行当中，根本没有讲客气、拍肩膀的余地，朱可夫绝不容许他的部下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他要的是结果。

朱可夫向这个指挥官空缺的师派去了一名参谋，由参谋进行指挥，同时增强了该师的炮兵和空中支援。

有了榜样，北部集团各部一个也不敢懈怠。苏军以坦克群、地面炮火、空中轰炸对弗依高地展开新的立体打击，火力最密集的时候，每分钟约有一百二十发炮弹落在高地上，每一平方米阵地就可以分到一发。

一般认为一平方米阵地，如果每秒有两发炮弹通过，那里将不会再存在任何生命的痕迹，弗依高地虽还未达到此等酷烈的程度，但已接近了这一状态。

搜索队几乎所有的战壕都被炸平，由于前几天下了大雨，他们曾把弹药放到战壕里进行储存，伤员也在里面进行包扎，在炮击中，这些伤员和弹药都被埋进了土里。

搜索队原有七个中队计八百多名官兵，几天激战后，仅剩不足三分之一的人员。此外，配属大炮也已全部被毁，无一能够使用。

在反复攻坚下，苏军终于攻克外围阵地，把搜索队残部压缩到了最小范围。

T-130喷火坦克随即上阵，把搜索队包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可以说连蚂蚁爬出来的空隙都没有了。

日军并不是特别惧怕一般坦克，士兵只要躲在“章鱼罐”战壕里不出来，履带就压不着，但是喷火坦克例外。

坦克上面的火龙喷过来，喷在人身上就是一个火球。当喷火坦克逼近时，日军士兵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更不用说开枪了。

阵地在继续缩小，弗依高地好像是一盏风中的残灯，随时面临着熄灭的危险。

岂知又遇罩鱼人

8月23日，是一个让日本人感到特别郁闷的日子。

这一天，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对日本小兄弟，德国人也不是一点没交代。签约仪式的前一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打了个电话，专门告知了此事。

大岛浩马上晕了，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串诸如“我要抗议”“这是为什么”等一类废话。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废话充耳不闻，道声晚安后便把电话给放下了。

德苏签约的消息震惊日本军政两界——苏联一直是日德两国共同的假想敌，起码日本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日本学者在日记中记下了感想：“今天对政界来说，无疑一个晴天霹雳。”才成立半年多一点的平沼内阁因此咣当一声倒了下去，只留下一张“欧洲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声明。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德国之所以会下决心跟苏联签约，在诺蒙坎观战的观察团也起了很大作用：既然你干不了你的敌人，那我就选择跟你的敌人站一边儿。

这就叫权术外交，可怜的日本人被耍了。

对关东军来说，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次苏军在诺蒙坎发起的大反攻会如此不留余地。

因为不用再顾虑来自欧洲方面德军的威胁。

关东军由此变得格外紧张起来。综合前线传来的各种情报，参谋们判断，第六军所面对的苏军兵力至少在三个到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四到五个机械化旅。

就在这时，司令部收到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发来的电报。上面除了报告8月24日预定全线反击外，还洋洋洒洒地提供了一堆“好消息”。

如果关东军不是已经得到情报，他们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在诺蒙坎战场上，苏军的进攻有气无力，而且行将结束，日军方面，指挥如意，士气旺盛，除了北翼稍微退了那么半步外，其余阵地皆固若金汤。

植田司令官急得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这荻洲到底有没有上战场指挥，是不是还在海拉尔的房间里空想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植田烦的是荻洲身上那股不当一回事的狂劲，他对发起反击并无疑义，因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脑子里，就没有撤退两个字，只是如何进攻的问题。

植田曾考虑增调关东军其他师团参战，但不管哪个步兵师团，机动化程度都很低，要集结到诺蒙坎，最近的需一周，远的就得半个月，远水难解近渴，恐怕第六军已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只好让荻洲自给自足地组织反击兵团了。植田就怕荻洲按照“好消息”布兵，反击兵团兵力不足，从而导致功亏一篑。

1939年8月23日下午，经植田委派，矢野和辻政信坐着飞机紧急赶往海拉尔，以审看作战计划。

荻洲不在海拉尔，已经去了将军庙。两人商量了一下，就由辻政信换乘侦察机跟了过去。

辻政信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还偷懒乘飞机。诺蒙坎的制空权完全由人家苏军掌控着，“燕子”“黄莺”们正愁没猎物可叼，看到辻政信的这架“膏药旗”立刻亢奋起来，都抢着要来干它。

路上这个艰险，尽管飞行员左避右闪，还是中了弹，最后迫降于草原。辻政信到底是机关里混出来的，脑子转得贼快，没飞机他就拦了一辆卡车，并让驾驶员蛇行前进，一边躲避苏军战斗机的扫射追击，一边继续开往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