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冀东 ——敢打一联队关东军的八路（第4/6页）

独混第八旅团认为它的一个小队能救出两千关东军，关键就在于其老兵在几年和八路军的恶斗中养成的决不放弃战友，相互默契信任的配合。

其实独混第八旅团内部也未必真的那么融洽。同一章节，为了说明独混第八旅团战斗力强劲的原因，提到其训练的严苛，就讲到有初年兵患肺炎卧床，被伍长认为不够坚强，强行叫起来进行拼刺训练导致死亡的例子。对此，日军还振振有词地称为“自然淘汰”，只有这样严苛的训练，才能保障士兵在战场上的安全。

抛开日军的看法不说，从关东军仅仅带着战友手指退却的情况，就可以断定，马家峪之战的结局，并非如独混第八旅团所说的“解围”，而是来接应的日军带了关东军脱离战场“逃跑”而已。这逃跑，恐怕还是八路军放水，否则，援救的“二十四勇士”也不会一个负伤的都没有。种种迹象表明，八路的意图就是赶跑（或者说吓跑）日军，目标则瞄上了那些闪闪发光的掷弹筒和歪把子。

书中提到，日军此战“丢失兵器甚多”，只不过由于急行军没有携带重武器，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看来土八路此战捞了不少油水。日军联队长因此得到军部意外的奖励——陆军省出船票让其回国了。

此战，或许有人会认为八路军没有全歼日军，而只夺取了日军武器，是一个不成功的作战。然而，细细观察当时战场情况，恐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假如八路军有足够兵力，全歼这伙日军自然是最完满的结局。但在当时冀热辽军区的建制中，尚没有能够歼灭一个联队日军的足够兵力。有朋友认为，此战在八路军的记录中，可能是1943年5月的宽城子伏击战。假如是那样，参战部队只有十三团的半个团。（我个人对此存疑，因为宽城子伏击战虽然也打的是关东军，却是成建制的一个中队，结局是全歼，时间和战斗过程有些对不上。）日军损失惨重只是一开始被打懵了，如果日军清醒过来，只要集中一个大队的兵力来固守反击，八路军方面一时半会很难啃动这块骨头，这是华北历次和日军作战的经验证明了的。地形虽然有利，但抵消不了双方整体的装备差别，而且关东军毕竟不是吃素的，有个个都是神枪手之说，硬碰硬未必那样好拿下。

这种时候，既然吃不下，索性利用日军不明虚实的心理，虚张声势，将其吓跑。日军慌不择路，仓促间保命要紧，丢下来不及拿的枪支弹药给八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后来李运昌所部到了东北抢好装备抢得其他部队眼睛都绿了的记载看，此人对这些油光光的机关枪有着特殊的偏爱。

记得小时候看《古生物世界》，提到北京猿人的打猎方法非常独特，是尾随剑齿虎一类猛兽，等它们扑倒咬死了鹿或者野猪，就一哄而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并挥舞火把。这种时候多半剑齿虎会被吓跑。于是，北京猿人就可以吃鹿肉了。

看来，如果日军醒悟到八路李运昌是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战术来对付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中风。

遭袭击日军联队的番号，《兵队的陆军史》中为了保护其面子未予说明，这也是因为这一节主要是介绍独混第八旅团的“光辉”作战经验。我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但始终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挨揍的关东军到底是哪支部队。不过，查到关东军主力二十五师团（九州部队）第四十鸟取联队联队长松浦诚之大佐1944年7月被召回国转入预备役。以日军习惯，只有犯了大错误，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一条信息，与马家峪之战有无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附一：潘家峪的复仇之战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吗？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大屠杀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358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1943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1943年8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对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老乡整排整排地倒了下去。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303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1100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田墚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藏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墚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川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墚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