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第2/10页）

“穆斯林恨我们，”我说，“有时会有暴动。就像沙俄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我父亲常这么说。他曾目睹他的表兄在一次暴动中丧生，那个久远的事件成为我的家族历史中一个最根本的迷思。至少对我父亲是这样。科普特人的身份对我的生活并不重要。当然我也无法左右。

“所以你不祈祷，”她说，“因为……”

我笑起来。“我祈祷，”我说，“但不是向安拉。”

她眉头微微一皱，那表情告诉我，我永远别想和她睡觉。

尽管扎拉语气顿时生硬起来，匆匆结束了谈话，我没觉得她特别在意。但两天后我不得不面对学校“多元化与包容”部门主管的特别助理。一个矮胖的男人，肥厚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土豆形状的脑袋。我曾和他见过面。作为一个老兵和科普特人，我是阿默斯特最体现多元化的家伙。

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电子邮件里说我可能违反了阿默斯特学生行为规范中关于“尊重他人权利、尊严与诚信”的条款，尤其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骚扰：“包含但不限于种族、肤色、宗教、籍贯、族群、年龄、政治背景或信仰、性取向、性别、经济状况、生理或心理残疾。”这并没能帮我理出任何头绪。

那封邮件叫我次日上午到特别助理办公室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足以让我把自己搞疯。我上学的费用是多方拼凑而来：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66]，以及各种助学基金。如果我被开除或停学，我不知道那些钱是否还能保得住。所有的资助都要求我“在学校表现良好”。我尝试给退伍军人事务部拨电话，却一直在线等待，最终我忍不住将电话摔到墙上。收拾碎片的时候我依稀看见父亲的脸。他疲惫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脸上满是失望，比那更糟的是他眼神中对我命运的黯然接受——命中注定我会糟蹋每一个机会。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特别助理办公室。他坐在书桌前，胖脑袋慵懒地栖在肩膀上，双手交叉，身后墙上挂着他的基督救世军“送玩具，赠快乐”的海报和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这些都在预料之中，甚至还有点好笑。不过他对面坐了个人，身体前倾，对我进屋充耳不闻，那人正是扎拉。我感觉有点受伤。我俩虽算不上朋友，但我一直觉得彼此有种相互的尊重。而且我从没把她看作那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走在校园里仿佛《鹅妈妈童谣》里的矮胖子走在钢丝上，只等一个冒犯的词来打破她的平衡，粉碎她娇贵的身份。更糟糕的是，我记得对她说的那些话，也清楚她能就此做什么文章。

特别助理解释道，因为扎拉没有提交“正式投诉”，所以这不算“正式调解”。他舒缓的语调仿佛一位母亲在抚慰受惊的孩子，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将这种气氛破坏殆尽。他说，尽管目前暂无处罚，如果我们的争执“需要惊动学生品行教务长”，后果可能很严重。他戏剧化地皱起眉头，让我明白他所言不虚。

我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特别助理，身旁是扎拉。假如她被停学，我想，那对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她会回到教授妈妈和绅士爸爸身边待一个学期，静心思过，然后在他们资助下重返学校。假如我被停学，我父亲会把我再次踢出家门。

“好吧，瓦吉赫，”特别助理说，“我发音正确吗？瓦古？瓦吉？”

“没问题。”我说。

特别助理告诉我阿默斯特对威胁性的言论有多么重视，尤其是针对一个近年来饱受歧视的群体。

“你指的是穆斯林？”我说。

“是的。”

“她变成穆斯林也就三天吧，”我说，“我遭受那种歧视已经很多年了。”

他面带忧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挥手让我继续。我感觉像在接受心理治疗。

“我是阿拉伯裔，在北卡罗来纳州生活了四年，”我说，“至少她还能选择是否要当恐怖分子。”

“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她说。

我转向她，心中无名火起。“这不是我的原话。专心听我的话。”

“我们在听，”特别助理说，“但你这些话对你可没帮助。”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深吸了一口气。我在陆军中的工种是37F，专业心理战军士。如果我不能通过心理战脱困，我就一文不值。

我权衡自己的选择：伏地认错或者反咬一口。我总是倾向于后者。在伊拉克，有一次我们在广播里喊道：“勇敢的恐怖分子，我在这里等着勇敢的恐怖分子。来杀我们吧。”这种玩法总比躺在地上露出肚皮强。

“在军队里我们有个说法，”我说，“感知即现实。战争中，有时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南方佬以为格兰特将赢下希洛战役[67]，于是当他进攻时他们溃不成军，结果他真的赢了。你的真实情况并不重要。“9·11”之后我的家人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人们总是以貌取人。感知即现实。”

“我的感知，”扎拉说，“是你威胁了我。我跟光明社的朋友们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自然觉得受到了威胁，”我对特别助理说，“我是个发疯的老兵，对吗？但唯一涉及暴力的话是她说的。在她指责我谋杀穆斯林的时候。”

特别助理的目光移向扎拉。她盯着我。在某种意义上，我撒了谎。她从没使用“谋杀”这个词。我不想给她时间辩解。

“有人朝我开枪，”我说，“很多次。我看见人们，是的，中弹倒下。有人被炸飞。男人的碎片。女人的。孩子的。”我顺势渲染道，“我尽我所能。我做了正确的事。至少对美国而言是正确的。但那些不是愉快的回忆。现在有人指着你的鼻子……”我声调渐低，一脸痛苦地望着天花板。

“我没有——”她开口道。

“指责我谋杀？”我说。

“我问了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她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而……”

特别助理试图让我们冷静下来。我向他挤出一个微笑。

“我理解她为什么那么说，”我说，“但……有些夜晚我无法入睡。”

那不是真的。大多数晚上我都睡得像个喝醉的婴儿。我注意到特别助理脸上闪过一丝恐慌，决意趁热打铁，从他们的包围中一举脱困。

“我看见死人，”我用颤抖的嗓音说，“我听到爆炸声。”

“没人对你的经历表示不敬，”特别助理忙说道，满脸恐慌，“我相信扎拉对你没有不敬的意思。”

片刻前，扎拉还是一副忿忿不平的样子，此时却现出惊讶和悲戚的神色。最初我以为是她对我的花招感到失望。我没意识到她或许只是同情我。如果当时知道这一点，我一定会被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