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军中骄子（第7/10页）

除此以外，特种部队的军人不能把自己个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和思想集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反复操练过的军事技能。对他们所灌输的以及期待他们去做的，就是要善于思考。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使之符合他们这个团队的利益，而且要使之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要能够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出这些问题，并且能够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军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特种”，部分原因就是，可以信赖他们去作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比尔?亚伯勒获得总统的授权来培养这些军人，他还面临着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必须接管“老的”特种部队，并把他们造就成“新的”特种部队——并不是所有“老的”都希望变成“新的”。他必须把这支规模比较小、人员有限的部队发展成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还要招募最优秀的人员。这就意味着要把陆军部队中最优秀的、别人不愿意放的人“挖过来”（他有权挑选，不过会招致很多不满）。他必须剔除那些不够标准的，对那些经过挑选和考验而留下的人进行高标准的教育和训练，然后由他对这些人单独地或者集体地进行荣誉和自尊的教育。同时，他还要研究敌人的特点，让其他人也学会与这样的敌人作战的方法。他还要进行深入研究——很少有（即使有的话）哪个军事组织的研究达到他这样的深度。他还要找到一些方法，让特种部队不仅学到这些思想，而且能在他们流血流汗的实践中运用这些思想。随后，他还必须向陆军“老大”以及美国民众进一步推销他这支一直处于比较脆弱、易受伤害地位的特种部队。

一种新型的战斗部队

比尔?亚伯勒面临着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须“清理房间”——包括提高门槛。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种部队之后不久，亚伯勒逐渐意识到特种部队的原有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达不到他的新型作战部队的标准。这些人都很厉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军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较敏感的形势下，他不能指望他们个个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亚伯勒说：“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我特别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击队员’，也就是老式突击队中的那种人。坦率地说，在特种部队中这样的人还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曾经和突击队并肩战斗，我了解他们，也很钦佩他们的优点：他们是勇敢的‘放血者’。他们是作战的机器。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规劝。对于我们所说的比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他们几乎从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些事符合当时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这样，也行。他们去那里就是打打杀杀的。不论你放手让那些突击队或别动队队员去干什么，他们都会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我在陆军中的一些同事在陆军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依然把特种部队看成某种突击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清除那么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们后来为什么在资格课程中有那么高的淘汰率。他们无法理解在判断力问题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认识人性问题上的淘汰率。……一个不愿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准示范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由于高淘汰率问题，我们不断受到指责。但是只要我决意处理的事，我们就寸步不让。我会坚持对从那个大锅炉、那个体制中出来的每个人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有些老特种部队的人无论是在岗还是不在岗，都很厉害——这就给亚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烦。

由于特种部队的编制有限，提衔晋职都很困难。优秀的军官在可能的情况下往往都不愿意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那时，特种部队对军官的训练水平也比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资格课程，而且常常是这样。

由于种种原因，特种部队的优秀士官的前途比较光明，所以士官的质量就比较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二战和/或朝鲜战争的老兵，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都负过伤），亚伯勒在训练新来者的时候，想充分利用这些士官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权很大似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与比他们年轻的士兵一起行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少野性。

对他们必须加以管束。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军官问题。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很多军官都把分配到特种部队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栖息，是一个有男子乐趣的地方——酗酒、胡闹、搞女人、勾搭别人的妻子。

这些现象必须制止。

在到任初期，亚伯勒把他的军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军官——带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对他们不会温良恭俭让的。

这就是令人难忘的亚伯勒“林中训话”。

“只要由我来负责特种部队，”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的规矩就要变。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闹，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亚伯勒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

所以特种部队对那些有野性的、不称职的、守旧的人，已经不再是没有发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