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9章 新一代的使命（第2/2页）

这三五年之内，沈主编下台的话，接任的人选不做他想，肯定是张利青副主编，窦湄等人是被她当枪使了，这一点从她们统计出数据结果后，各自都已经明白，但箭在弦上，反驳的文章也还是要发的。只能希望张利青手下没有足够的自己人，一个卢马姬却不堪用，届时也要借重她们的力量，如此，她们也就算是打开了在《周报》上的发声渠道，有了引导民间舆论的资格。至于说接张利青的班，这个更是后话了。

在文艺界做得久了，见惯的是文人雅士之间的争风吃醋，稍微一卷入政治博弈，便不由得为其中的惊涛骇浪而咋舌，胆子小的，打起退堂鼓，渴望回到从前那悠游宽裕的生活中去，也是人之常情。不过，王而农对此却是不以为然，直言道，“想要把自己的思想态度，烙印在历史背景之中，就要耐得烦、吃得苦、忍得痛，这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天下间哪有送到嘴边的饭？在买地，一切收获都是劳动换取的，想要非凡的收获，便要有艰苦的劳动付出。而我等所求的，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和收获？倘若没有极高的觉悟、极大的付出，又何能厚颜祈望如此的成就？”

“休看沈主编的下场，或许令此时的诸位感到凄凉，但她的工作，她的思想，已经留在了这厚厚的报纸合订本中，将会被大图书馆永远收藏，成为后人考据这个时代最权威的证据。她所得到的，是‘表达的机会’，这已经远远胜过同时代其余天骄了。如张宗子、钱受之、张天如等文坛领袖，固然其成就各有侧重，但以文人身份来说，在历史上的厚重度，不如她。”

要特意点出文人身份，自然是因为张天如在立法界也有影响力的关系。至于张宗子和钱受之，这两代文坛宗师，当然也都凭借自己的本领，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也有过一些成功的作品，但在王而农看来，张宗子的地位要远高于钱受之，便是因为张宗子赶上了买地崛起的周期，他有这个时运。

一买地崛起时，他年龄尚小，融入得也好，有过一系列非常成功的采风报道，而这是钱受之所不如的，钱受之的学问固然是好，琴棋书画戏样样都来得，来买后，也有过很成功的戏剧作品，但他的作品里，“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观点，这便是旧朝老人，固有的问题了。他们原有的东西，和买地是格格不入的，一旦要表达自我，就容易不讨大家的喜欢，为了回避冲突，就只好什么都没有，或者勉力鼓吹一下买地这里极表层的东西。”

此人因为平时沉迷于学问的关系，对于生人相当腼腆，在琴棋书画这些雅好话题上，更是只能枯坐，报以微笑。可一旦谈到他所感兴趣的领域，便是侃侃而谈，而且语气极为自信肯定，“这样说并非是在臧否前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也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贡献。

二十年前，正当我买地新风乍然兴起之时，相对于当时普遍的抵抗和反感态度，持中而立、回避冲突、寻找共同点，这已经是难能可贵，超出时代的进步立场了。

这般的持重，在当时也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如此徐徐图之、润物无声、水滴无声，数十年下来，才有如今我们的许多共识—一以我们如今默认不分男女都要出外工作，不分性别都对家庭持有同等权利义务的认知，去批判二十年前，前辈所鼓吹观点的乏味胆小，这是何不食肉糜。

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也有一代人需要呼吁的进步，二十年前的进步，已经是如今的保守了，本来么，机体的新陈代谢，也是正常。沈主编一干人，在二十年前是进步的，这不妨碍他们在如今已经过于保守。

这是极感伤而又极无可奈何的一点—人往往很难随时代而往前发展，他们会一直停留在出现于时代中的那个位置，刚出现时，他们站在时代前头，现在却已经落后了半步。于是他们的位置，就要由另一批比时代风气要更站前了半步的年轻人来取代了。”

王而农言下之意，自然是指他们这帮新道德人士，以及窦湄几女了，他喝了一口清咖，随后蹩了整眉毛，明显对这种时新的饮品不太适应，将杯子放到桌上，略微推远了一些，这才肯定地说道，

“既然我等有幸成为了这样的人，那么，将前辈恭请下台，便也是时代赋予我等的使命。与其为沈主编唏嘘凄凉，倒不如从她之殷鉴中，反照自身，思量着当如何在时代的前头站得更久一些，别犯前辈犯过的错误。”

三女听到这里，也不由得对视几眼，都意识到自己此前也是小瞧了‘新道德”党人，这一党人中，固然有许多夸夸其谈，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才子，但也绝非俱是庸才。至少眼下这个新生代，果然就担得起他们的重视和依赖。看来，在沈主编倒台后的风浪中，她们是多了一批竞争者，想要踏上舞台的，并不只是张利青、卢马姬，以及她们这些个云县旧人了。

甚至可以说，王而农在很多地方，反而走在了她们的前面，以至于虽然窦湄等人，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但在之后所得到的好处，或许还没有王而农等人多呢，至少，王而农的准备明显是充分的，思考也比她们要多。

他说的有些问题，三女没有想到，甚至一时半会也给不出自己的答案—譬如说，王而农认为沈曼君的最大弊病，也就是“没有自己’，而这一点其实也是她们的弱点：“前一代，少有自己的声音和主张，一味寻找的只有调和。新道德者，不论如何他们的主张是已经浮现出来了。我们想要寻求的，究竟是报纸所代表的权势，还是其真正的发声的作用呢？我们是想要把握住发声的渠道，还是也有强烈的声音要发出呢？”

“倘若只有前者，那么，有我们没有我们，又有什么区别？或许，这也是沈主编数十年来，颠扑不破的另一个原因吧。想要权势的人有太多了，可有声音，有态度可以发出的人，劫远远没有那么多见。”

“而我们所信仰的，所想要发表的，那强烈的、明确的，我们认为应当属于时代旋律的声音，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