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袁崇焕炮轰皇太极(第3/6页)
进入三月份以后,开始对宁远保卫战的有功人员实行封赏:袁崇焕官升一级,任命巡抚辽东、山海。据说,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魏忠贤运筹帷幄、调度有方所致,又因为他是太监,帝国制度中没有偌大的官职和爵位可以赏赐,所以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肃宁伯。此后一路封赏,到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的八九月间,魏忠贤的这位侄子已经由伯爵晋为侯爵,又晋为宁国公爵,累计共进九级;魏忠贤本人则晋爵为上公。
当年八月,就在努尔哈赤死去的同时,大明帝国浙江巡抚请求中央政府,鉴于魏忠贤对浙江人民的深恩厚德无法报答,因此请求允许当地人民出钱出力,在杭州为魏忠贤修建生祠。意思是,在这个去了势的东西尚且在世时,为他修活人纪念堂,以资感念恩德并祈福。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皇帝还亲自为这座魏忠贤纪念祠堂赐名曰:普德祠。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与这么个被阉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而且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不知那英雄一世的关公和岳武穆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蔚然成风,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表达着敬爱之情。就连刚烈的袁崇焕,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势的太监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最后,帝国知识分子们出面了。他们很恳切地认为:魏忠贤的功德与孔老夫子差相仿佛,即便略低于孔老夫子,但肯定略高于孟老夫子。因此,应该在帝国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祠堂,并比照大成至圣先师的祀典,于春秋两季予以祭祀。帝国天启皇帝朱由校立即批准了这个郑重的请求。并且在此前后,从皇帝开始,没有人再用魏忠贤这三个字称呼叫这个名字的人了。此时,人们叫他:“厂臣”、“元臣”、“上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等等。
从上述情形中,人们大体可以知道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帝国官场与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的程度,也大体应该知道,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在当时却绝对重大——就是王恭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之间。已是仲夏时节的北京城,天气应该有些热了。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涌起大团灰黑气,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白昼如夜。王恭厂一带地方房屋倒塌一万多间,男女死亡三千余人,炸起的破衣烂衫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当天夜里,北京和附近州县还发生了地震。
这是一次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当时,被人们看成是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示警。一时间,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心浮动。
此后不久,八月份,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刻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距离李自成成为闯将,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不过,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地钻研木工手艺、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都会充斥在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这时,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悠游岁月,全无惶惶不安之感的话,大约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眼前境遇实在太过美好,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天下大乱就在眼前,哪怕是白痴弱智,都应该觉出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此时,皇太极继承的后金局势同样糟糕。努尔哈赤多年推行的愈来愈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在此时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恶果:
辽东汉族士绅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一变而沦为满洲军人的奴隶,不堪忍受时,再变就沦为“逃人”。原来主要依靠汉族人耕作获得的粮食,如今,随着“逃人”的日益增多,土地被大量撂荒,粮食棉布等等已经明显出现短缺。女真人游牧渔猎的传统产品,如貂皮、人参、东珠之属,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危机:一是青壮年大多从军打仗去了,一次出征抢掠回来的财富,可能比一年游牧渔猎的收获还丰,致使人们对于深山老林里的渔猎生涯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兴趣;其二,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些珍贵的土产已经没有大明朝的商人前来收购了,若换不来金银、布匹、粮食的话,那些东西固然珍贵,却是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
此时,后金汗国的军队总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左右,需要填满这十五万张嘴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支军队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军队一样,必须依靠不断地打胜仗,才能通过战争掠夺,取得高于游牧渔猎的收益,才能既维持住本身高昂的士气,也维持住那些归顺过来的蒙古部落的忠诚。要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种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游牧渔猎部族的士气和忠诚,全部需要定时、定量并不断加大的赏银,方才能够维持长久。这是后金汗国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人手上,需要不断发动战争,并且特别难以承受战败后果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宁远城下的战败,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才变得特别难以接受。
现在,筹措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饷,已经成为难度颇大的工作。辽东汉人此起彼伏的暴动,驻扎在朝鲜境内的明军毛文龙部队的不断骚扰,加上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后金汗国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后世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此时的后金汗国远比大明帝国危险,一个措置不当,分崩离析之势将会立至。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七日,皇太极继位之后的第七天,袁崇焕派来的代表团到了沈阳。
以前,大明帝国将后金国视为叛逆,除了征伐之外,连知彼知己方能够百战百胜的常识都忘到了脑后,致使任何与后金国互通音讯的举动,都变得充满难以预测的凶险后果。首鼠两端,已经不仅仅是可笑。如今,袁崇焕竟然派来了一个三十四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据说是前来吊唁老汗王的死,并祝贺新汗王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