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明重臣洪承畴降清内幕（第5/6页）

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明军果然向宁远突围。当时，各军轮番殿后，严阵迭退，秩序井然。谁知，数日战守失措，使部队心慌意乱，一路大军统帅率先夺路狂奔，导致全军大乱，争先奔逃。皇太极伏兵四起，到处截杀，明军全线崩溃。吴三桂等大将仅以身免，逃进了宁远。洪承畴等不到一万人被拦截在松山城中，明军阵亡五万三千余人，遗弃之枪炮火器数以万计，四位大将下落不明。而清军自称全部伤亡只有十人。

至此，锦州城中的粮草即将告罄，解围突围均已无望；大军统帅洪承畴则困守松山，陷入清军重围。宁远诸军失去统帅，充斥了一城的残兵败将，完全丧失斗志。而皇太极则在到达前线之后，仅仅三天，便将战局彻底扭转过来。由此，皇太极达到了军事指挥生涯的辉煌顶端。

随后，皇太极挥军将锦州、松山团团围住，并掘壕堑、筑高墙以困之。大明辽东诸军，危在旦夕矣。

一个月后，九月十三日，皇太极秘密离开了松锦前线，经过又是六个日夜的昼夜兼程，急急返回了盛京沈阳。

据说，从沈阳传来消息，庄妃即后来孝庄皇太后的姐姐、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重，此时已是弥留之际。这位宸妃名叫海兰珠，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于第二位的东宫关雎宫，于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她的亲姑姑、位居清宁宫的中宫皇后哲哲。她可能是皇太极一生中真正倾心相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多情天子扭转了战局之后，便扔下全军，悄悄赶回沈阳探病去了。

从松锦前线到沈阳的路程，大约为六百华里，皇太极在第六天清晨赶到沈阳。进城前得到消息：宸妃已经病逝。据说，为了赶路，皇太极昼夜兼程，六百里跑死了六匹马。

在这一个月里，他指挥部下将洪承畴统帅的十三万明军大部击溃，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这应是皇太极敢于放心离去的重要原因。

由此，被围困得密不透风的松、锦二城稍许透上了一口气，遂靠从天津海运粮饷至松山以济久困之师。而偌大的大明帝国风雨飘摇，已经再也没有力量派兵救援了。

第二年，大明崇祯十五年、大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洪承畴部下一个叫夏成德的副将投降清军，约为内应。松山城由此陷落，洪承畴等被俘。随后，皇太极命令将洪承畴解送沈阳，同时下令把几乎所有被俘官员、将领、士兵共计三千余人全部杀死。据说，在今天的松山，还有一个地名，叫“马失前蹄处”，就是洪承畴突围时，在此处被绊倒，继而被俘之处。

就这样，洪承畴的悲喜剧，还没有达到高潮就进入尾声了。原因是，由于大清朝官方史学工作者和汉族士大夫结合后，生下了一个怪怪的史籍怪胎，令洪承畴到沈阳后的遭遇变得高度扑朔迷离，读起来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功效，让喜欢较真的读者，会时常一头雾水地怀疑古人或者怀疑自己的智商。于是，我们只能拼凑各种史籍上的记载，尽可能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形。

据说，还在松山城中时，就曾经有人劝说洪承畴投降，被承畴坚决拒绝。叛徒献城而被俘后，清兵将他带到主帅面前，强迫他下跪，他轻蔑地说道：“我乃天朝大臣，岂能在小邦王子面前下跪！”在我国历史上，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战败者若敢于在胜利者面前说出这种轻蔑语言的话，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到沈阳后，洪承畴被关押在三官庙里。他决心一死，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骂不绝口，并绝食不进水米。皇太极和历史上那些禀赋极厚从而开创出大格局的如李世民、赵匡胤一样，器量、胸怀极大，一心想要收服洪承畴为己所用。于是，把沈阳城中所有能动员的人包括那些洪承畴昔日的同事全部动员起来，让这些大明朝过去的臣子现身说法。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承畴的冷落、轻蔑或痛骂，闹得臊眉耷眼好生无趣。

范文程没有做过大明朝的官，自然就比那些挨骂的人从容了许多。《清史稿》记载说：“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洪承畴披头散发光着脚跳脚骂人时，范文程不理他，慢慢地谈古论今，两人居然聊起天来。在这个过程中，范文程注意到，房梁上的尘土落到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将其轻轻拂去。回来后，范文程告诉皇太极：“承畴肯定不会死，这种时候，他连衣服尚且爱惜，何况生命呢。”

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洪承畴投降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在大清朝受到广泛尊敬与爱戴的庄妃——孝庄皇太后了。

洪承畴投降后，《清史稿》中记载了发生在皇太极与洪承畴之间的一次对话：

皇太极问洪承畴：“明朝前方将帅力战被俘或者力不能支投降后，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要被皇帝下令杀死，或者沦为奴隶，这是过去就有的制度，还是新立的规矩？”

到此时，洪承畴似乎仍然不愿意说出对崇祯皇帝不敬的话，他答：“过去没有这种制度。近年来，朝臣们一再对皇帝讲，才这样做的。”

皇太极叹息道：“君昏臣奸，才会这么滥杀无辜。将士们力战被俘，应该拿出多多的财宝把他们赎回来才对呀，怎么反而要迁罪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呢？残忍暴虐到了这个份儿上，也未免太过分了。”

洪承畴泪流满面，说：“皇上说的真是至仁之言。”

随后，皇太极命令设宴款待洪承畴，他自己回到了后宫，叫人带话给洪承畴：“我的妻子刚刚去世，不能参加欢迎你们的宴会，你们不要介意。”（《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

揣度此时洪承畴的心境，他或许会想起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想起莫名其妙战死沙场的前任总督卢象升，想起自己的老同事与部下孙传庭，想起不久前被崇祯皇帝下令杀死的三十多位高级文武官员。这些官员中，确有罪有应得者，而多数则是无辜的，有的人根本就有功无罪。仅仅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指挥调度失误，需要有人做替罪羔羊，也需要平息皇帝的愤怒，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便只能走上刑场。

洪承畴的命运表明：当一个国家由于它的领导阶层失道失德失去理性而最终失去了人心的话，那么，哪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和最为严酷的非制度性惩罚都将失去作用。届时，由于社会性的不公正，将导致人们不再认为祖国与荣誉是值得珍视的，人类情感中最接近动物性本能的——诸如明哲保身、好死不如赖活着、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等等低级趣味，将成为人们最自然而然的选择，不论面临这种选择的人曾经拥有过多么高贵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