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皇太极入主中原，大清帝国登场！（第5/7页）

数日后，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与侍卫，当面痛斥代善。他长篇大论，痛说家史，把数十年来和代善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一倾诉。他愤怒责问代善：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如今看到哈达公主与自己闹别扭，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居心何在？然后，又一一点名痛斥其他诸贝勒。最后，他愤怒地表示：你们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我安分守己过日子足矣。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关闭宫门不再露面。

最后，心惊肉跳的诸贝勒大臣会同六部官员公审代善，拟定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并拟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廉。然后，所有人等一齐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宫视政。

皇太极挣足了面子，遂下令宽免代善、萨哈廉，罚款了事。（《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壬申）

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廉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更加有趣的是，一年后，代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儿。

皇太极即位后，曾经作出一项规定，限制诸王贝勒的侍卫人数。代善可能不太高兴，有一天，他不带侍卫，自己牵着马，腋下夹着褥垫去见皇太极，显然是故意做给皇太极看。后来，皇太极称帝的第二年，代善违反规定，为自己多配备了十二名侍卫，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皇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这件事逼得皇太极当众对证，最后，证实其侍卫人数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还不够定额。（《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我们知道，皇太极前后执政十七年。这件小事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在皇太极继承汗位十年、登基做皇帝两年之后，代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并不将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崇德四年底，皇太极携众人前往叶赫地区打猎。代善马失前蹄，伤了脚。皇太极跳下马，亲自为他裹伤、给他敬酒，并且流着泪责备他：“大哥年纪大了，我再三劝你不要驰马，大哥为什么这么不善自珍重？”随即罢猎而还，并命代善坐轿缓行，一直护卫到家。（《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三年后，皇太极死。代善为防止内乱，拥戴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并可能亲自出面，断送了自己策划拥立多尔衮的一子一孙的性命。就这样，他成了大清帝国前期最受人尊敬的安全阀，并在威望崇高、地位尊荣之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虽然他可能时时感受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深深的悒郁。

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代善显然不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在他的行事中，甚至能够令人部分地体味出，人口满打满算不到一百万的女真人，怎么就能够取代大明，在人口上亿的中华帝国，建立了最后一个王朝？！

严厉执法从而赏罚严明，是皇太极执政岁月里十分引人瞩目的特点。

除了上述发生在三大贝勒身上的故事，皇太极手下几乎所有著名的王公贝勒、高级将领都曾经受到过严厉的处罚。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岳托、多尔衮、阿济格、多铎、杜度、萨哈廉、阿巴泰、德格类、硕托还有皇太极自己的亲生儿子豪格等。似乎只有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是唯一的例外。同时，这些人也因为各种功劳而得到过崇高的奖励、荣誉与地位。

崇德二年，在进行第二次征服朝鲜的战争总结时，皇太极认为：“诸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刑部审议后，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过，分别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十三人撤职，五人鞭刑，二十二人罚款处分。其中，有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子、额驸（即驸马），皇亲国戚占四分之一左右，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最后，从代善开始，这些人分别受到了处罚。据说，这帮家伙全部心悦诚服。（《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仅此一项，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

在皇太极身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儿：一天，皇太极出宫时无意中违背了礼仪规定，按照制度，需要接受罚羊的处分。有关部门将此事通过皇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了皇太极。他立即认错，并将所罚羊只送往该部门。就在这一次，针对法治废弛、有法不依，他说了一句堪称千古经典的话：“朕若废法，谁复奉法？”（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二月）

天聪四年十一月，正值禽兽最为肥美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节，皇太极率众进行大规模秋冬围猎。两员高级将领追逐一只被射中的狍子，然后，说是皇太极所射中的，将猎物贡献了上去。皇太极说，这不是我射的，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支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呵。”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大体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将肆意骚扰汉族官民，视同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以连同妻子一起杀死相威胁，以此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投降的汉人。（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为此，他甚至说出了准备辞职的话，从而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局势的全面迅速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民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是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