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张居正搏杀高拱（第8/9页）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十岁的小皇帝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

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待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十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到自家头上，也慌了手脚。据说，他派往张居正府上密议的徐爵，和张居正派去给他面授机宜的姚旷二人，违背皇家制度，连夜开东华门者，三番五次。遂定计，由冯保去面见皇后、贵妃和皇帝，揭发高拱的不臣之心。因为，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时，曾经在内阁痛哭着说过一句话，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对皇家三位主要人物汇报时说：“高拱指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且，可能还谈到了高拱意图拥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继大统之类很难考证的话。

“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

第二天，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话出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告病在家，张居正亦告病，几经催促，张居正扶病而来。

在大殿前的台阶上，高拱对并肩而行的张居正说：“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因为监察官们弹劾冯保，才召大家来的。我必定会据理力争，也会惹恼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后就天下太平了。”

张居正回答道：“你总是这么讲话。”

结果，高拱一语成谶——

按惯例，皇家颁布的诏诰应该由首席大学士接旨，现在，太监却劈头呼唤次辅张居正张老先生接旨。在这篇以皇后、皇贵妃和皇帝三人名义发布的诏书中，开宗明义地痛斥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知其居心何在？诏书命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就此，高拱全线溃败，直到六年后去世都没能翻身。

他死后，又过了四年，张居正死后不久，以高拱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充满悲愤与激情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该书情节细致入微，文辞极其富有感染力，从而，可能在打翻张居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由此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其中许多情节，虽详尽却死无对证，且过于情绪化，不无令人疑惑之处。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则病骨支离，辗转于病榻之上。听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后，呕血三日而死。

仅仅二十天之前，跪伏于先帝病榻之侧、痛哭着接受托孤顾命的三位国家重臣，如今，一死一逐，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再加上一个十分可疑的冯保。想起来，实令人百感交集，百味杂陈，不能不为帝国政治的诡谲与残酷而扼腕叹息。

假如事情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可能还不至于受到后来那样普遍的憎恶。可惜，他们搭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过山车，完全没有什么人性化设计，只有纯粹嗜血的利害算计或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惯性——

半年以后，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正月，爆发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论，张居正和冯保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一个很闹腾很无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应该唤起人们的关注，唤起人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永久怀疑。

关于这次事件，可以见诸几乎所有涉及此阶段历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种版本，且扑朔迷离之处甚多。取其众口一词，其大体经过是：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十岁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拥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门后，迎头撞见一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无须男子，惶惧躲闪之下，遂被捕获。审讯后，得知此人本名章龙，化名王大臣，从戚继光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