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第7/11页)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神宗皇帝之间,曾经一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做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