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徽宗的浪漫生活（第9/12页）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我们帝国国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据说，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而且，据说这位牛鼻子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诗曰：

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儿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在诧异中等了相当长时间，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苏东坡。”据说，徽宗皇帝一听之下，大为改容。随后，对元祐奸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平心而论，这种变化特别令人心惊胆战。想想看，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时不时地就会以此种方式，发生着治国方略的变化，这实在很难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产生什么乐观的想象。

而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象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

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做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我们帝国的皇帝多数都很聪明。他们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我们大多数聪明的皇帝们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而且，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比如，对于皇帝这样的男性修炼者来说，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

能够把全世界男人统统比下去，从而最有条件实现这个梦的，肯定首推我们帝国的元首——皇帝。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之一。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相当有趣。

比如：

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

这可能会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我们知道，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

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易——变化，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作“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