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笔与剑（第2/4页）

组建全基督徒的军队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计划最早由乌尔班二世的前任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提出。他创造性地设想从西欧各国征兵，组建一支由他自己担任首脑的队伍。如此，他就能扮演当代摩西的角色，把上帝的子民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并将他信徒捍卫者的形象发扬光大。

格里高利七世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梦想做些什么就逝世了。乌尔班二世作为他的密友，如今就处在有能力让它变为现实的位置上。171095年夏天，教皇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路上反复思量，将它改造成了一个甚至连格里高利也从未想象过的野心计划。

乌尔班二世这次造访法国，某种程度上算是返乡。近60年前，他以沙蒂永的奥索（Odo of Châtillon）之名，诞生在法国东北部产酒地区香槟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家中的小儿子。然而，他这次回来的目的并不是重温童年时期风景如画的溪谷，而是解决多情的腓力一世出格的行为引发的问题。腓力一世爱上了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的妻子，还完全没有保密的谨慎意识。随后，腓力一世又错上加错，可怕地对待自己的王后。她刚生下孩子，腓力就以她太胖了为由要求离婚，之后又诱拐了安茹伯爵夫人做自己的情妇。法国的主教屡次请求他把这位女士还给安茹伯爵，但都遭到拒绝，甚至连绝罚的威胁都不能动摇国王的想法。

为了处理这个局面和其他一些胡作非为的情况，乌尔班二世宣布于11月18日在法国中部奥弗涅（Auvergne）地区的克勒芒举办宗教大会。这次大会计划持续10天，尽管出席者仅限于神职人员，让好奇者有些失望，但他还宣布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从第二天起到最后一天，当地的大教堂将对公众开放，教皇届时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

这一公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克勒芒周边地区的百姓都蜂拥而来，迫切地想知道教皇会说什么。尽管11月寒风凛冽，起初的会议也是例行公事地审判买卖圣职、出售教堂办公室的罪行，宣布教士的婚姻，由世俗领袖任命主教，等等，但公众的热情却持续高涨了整整一周。正如人们所料，教皇再次要求腓力一世交出情妇，并再次被拒绝，最后正式将腓力一世逐出教会。

到会议第九天，公众的数量已经太过庞大，大教堂无法容纳。所以人们在克勒芒东城门外的开阔地带搭建了一个平台。完美策划了这一壮观场面的乌尔班二世站起身来，开始了发言。他接下来的讲话真真切切地撼动了整个欧洲。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他讲了什么。尽管现今存有当时的4份记载，其中一份的记载者还声称自己就在现场，但没有一份逐字记录了乌尔班二世的全部发言，它们都是在事件发生几年后才写下的。所以这些作者很有可能只是凭印象回忆了他们认为教皇“应该”说的话。无论如何，尽管细节差异很大，但这几份记录在讲话的要点上达成了共识。

教皇在开头似乎详细描绘了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悲惨境遇。他重申了拜占庭帝国对土耳其人的暴行、基督教圣地的被毁和对基督教朝圣者被谋害的担忧。但乌尔班二世的重点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耶路撒冷。按照西方中世纪的观点，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当西方的基督徒沉迷于本土琐碎的战争时，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兄弟姐妹正遭到屠杀。耶稣基督出生、死亡并被复活的神圣之城，如今被残忍的渎神者统治。在圣殿山，穆斯林建起了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其中一条铭文警告基督徒不要再信基督：“真主是清算神速的。”剩下的那些信徒的圣地，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接管，当地的基督徒被驱逐，而朝圣者时常被抢劫、折磨乃至杀害。

少数选择留下的基督徒则会遭遇可怕的对待。法国修道士兰斯的罗贝尔（Robert of Rheims）如此回忆乌尔班二世的描述：

（塞尔柱土耳其人）杀人时喜欢把受害者肚子剖开，扯出肠子并绑在木桩上。随后，他们鞭打受害者，强迫他们绕着柱子爬动，他们的内脏纷纷流出，最后倒下死去。他们会把人绑在木桩上，并向这些人放箭。他们会抓住受害者，让这些人伸长脖子，看看能否用剑一下把头砍掉。而面对他们强奸妇女的暴行，我还能说什么？18

乌尔班二世通过这个生动的画面，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情绪。那些有罪的人，只要不是杀人犯，都可以通过远征东方来救赎自己。那些与手足同胞争斗不休的人，应当树立更高的目标去参与一场正义的战争。那些远征途中失去生命的人，今生的痛苦将会在天堂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演说的结尾，乌尔班二世巧妙地在教会的教义中加了点儿新内容。自公元5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以来，西方基督教思想家传授的观念：如果符合一定的标准，那战争可以是正义的。19而乌尔班宣扬的却不一样。他把听众称为“圣彼得的战士”，呼吁他们保卫教会。骑士们参与的普通战斗，都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土地、财富或权力，这让他们平凡的灵魂遭到玷污，在审判之日（Day of Judgment）有沦入地狱的危险。而收复耶路撒冷的战斗则有着更高尚的理由，因此有助于涤清罪恶的灵魂。佩戴十字的骑士将因为虔诚和朝圣之举而得到净化，成为基督的骑士。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次正义的战争，还是一次神圣的战争。20

待教皇发言完毕，许多人开始放声悲泣，有人呼喊“上帝的旨意”（Deus vult!）。随着尊贵的主教勒皮的阿希马尔登上平台，跪在乌尔班面前，呼喊化为咆哮的声浪。阿希马尔宣誓将远征耶路撒冷，而教皇的随从剪下了两条红布，以十字的形式缝在了阿希马尔外衣的肩膀上。之后，无数骑士和小贵族蜂拥而上，希望“佩戴十字”，以至于红布很快告罄，随从们只能把捐赠的服装撕成布条来满足所需21。

甚至连乌尔班自己都没有想到观众的反应会如此强烈。这不仅是因为教皇魅力非凡，更是因为这个世纪以来，全欧洲的宗教意识都开始觉醒。《启示录》中的可怕景象在中世纪已经不断显现，而11世纪之初似乎显得尤为不祥。距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复活已经过去了一千年，人们逐渐感觉世界正走向终点，最后的审判日显然已经临近了。

为了逃避日益增长的罪孽感，中世纪的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修道院和圣物的力量，以期获得安慰。圣地或圣人的残存部分，或者他们接触过的物体，都可以成为罪人有力的护身符。自查理曼以来，许多圣坛都供奉了圣物，它们的尊崇地位堪比中世纪教堂中的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