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第10/12页)
曾国藩避战的算盘就此落空,先前他多次对咸丰皇帝的指令采取拖延之策,然而现在由于形势不同,他不能再以“水师被打残”为由而不执行皇帝陛下的命令,因为他知道由于太平军的肆虐,咸丰皇帝已经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自己再推拖不前,很可能会被皇帝陛下治罪。他只能牙掉了往肚子里咽,命令部将塔齐布率领陆军进攻九江,可是由于湘军仓促上阵,加上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的固守,湘军在九江连吃了几个败仗,塔齐布因为久攻不下最终忧愤成疾而亡。
曾国藩不仅没能解皇帝陛下的燃眉之急,还在九江损失了一员心腹爱将,这让他备感郁闷。但是咸丰皇帝并不会理解曾国藩的苦衷,继续下令让他进攻崇阳,试图阻挡住太平军进入江西的步伐。可是由于曾国藩的消极,使得湘军在崇阳再次被太平军打败,而后一路进入江西势如破竹,攻占了八府五十余县。
气急之下的咸丰皇帝又让曾国藩协助湖北巡抚胡林翼进攻武昌。这一连串的反应和指挥,本身就是因为气急败坏而毫无章法,所以结果可想而知。咸丰六年(1856)三月,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被太平军火炮击伤,不久后死去,曾国藩不得已退守南昌。他放眼四周援军无望,顿时心生哀叹:
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曾国藩明白眼下由于太平军肆虐,自己的日子并不好过。事实上,远在北京城的咸丰皇帝日子同样不好过,因为当时遭遇惨败的不仅仅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一直试图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也重蹈着曾国藩的覆辙,甚至遭遇了灭顶之灾。
5. 南北大营覆灭
当太平军在武汉决定前往南京,并一路向东推进的时候,清朝的钦差大臣向荣便一直率军紧随其后。咸丰三年(1853)二月,向荣率军进至孝陵卫,建立起了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
二月二十五日(4月3日),直隶总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带领四千清军赶赴浦口。两天后,钦差大臣琦善也带领两千清军赶到浦口。三月九日(4月16日),琦善领军在扬州城外的雷塘集扎营,陈金绶、胜保在扬州城外帽儿墩扎营,建起了与向荣对应的江北大营。
当时,咸丰皇帝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对江南军事防务进行了重新部署,调福州将军怡良为两江总督,署四川总督慧成转赴徐州一带堵防,谕令内阁学士许乃钊、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帮办向荣军务。最初在南京周围集结的清军共有四万人,后来又向江苏遣去的各省绿营及旗兵共计八万余人,围攻天京的清军部队总共达到十二万人。
由于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北伐军已经到达北方,因此咸丰皇帝给清军的部署是:一方面要随时防御太平军北上;另一方面则是包围南京,伺机展开进攻。
事实上向荣虽然驻扎在孝陵卫,也挡住了太平军向东发展的道路,但他的江南大营并无夺取南京的实力。他向咸丰皇帝报告说,以他目前的兵力,阻挡太平军尚且有些把握,但是南京城实在太大,如果围攻,实力还达不到。向荣的建议是,想要拿下南京必须智取,只有实现里应外合,才有机会成功。
通过和太平军的不断交手,向荣深刻认识到,如果想攻占南京,必须首先肃清长江上的太平军。为此,他从湖南征调了十四只炮船,自己又制造了十四只,并且筹集浙江的舰艇、外国货轮四十余只,共计大小战船七十余只,算是组建起了一支水师部队。咸丰皇帝为了支持向荣的水上作战,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东招募商船北上,交付向荣使用,并让叶名琛尽可能地向外国人征用或租用火轮船,尽全力增强向荣水师的实力。可是即便这样,向荣的水师与太平军拥有九军以及万余艘战船的水师部队相比,依旧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咸丰皇帝已经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在叶名琛征调的火轮船刚刚到位后,他就急令向荣发动对南京的进攻。他在五月二十九日(7月5日)的谕令中有这样一段话:
……总之,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凛之!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当时已经心理失衡到什么程度,一个即将要对敌方的都城发起进攻的将领,居然承受着来自本方皇帝陛下施加的生命威胁,可想而知,向荣当时的心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向荣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选,前方就算是万丈悬崖他也必须前行。因此他在六月二日(7月7日)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后,立即挑选精兵三千余人,佯攻南京朝阳门,暗中向太平门发起进攻;次日又偷袭朝阳门,均被太平军击退。七月五日(8月9日),向荣又偷袭汉西门未成,次日进攻雨花台、朝阳门均被打败。七月二十二日(8月26日),署江宁将军苏布通阿和总兵秦定三督兵进攻雨花台,也被太平军击退。
八月十七日(9月19日),向荣改变策略,不再实行强攻,而是让士兵改装易服,冒充赶集人,挑着鸡鸭鱼肉等,混入神策门外的买卖街,拟定以放火为号,趁着早市人多之际,偷袭神策门外的太平军营垒。可是由于放火的士兵与进攻的士兵配合不默契,结果被城楼上的太平军发现,城上顿时众炮齐发,清军抵挡不住只得撤回大营。
向荣的江南大营当时本就兵力不多,上述这一连串的进攻都被击败,就已经印证了向荣所说的—阻挡太平军尚有把握,而攻占南京城则无把握。可是咸丰皇帝并不这样想,他在十二月五日(1854年1月3日)的上谕中措辞十分严厉:
向荣自抵军营以来,实在与贼接仗,仅止钟山与七桥瓮两次。嗣后迭次奏报,非言攻战之难,即铺张进攻之法,究竟数月以来,从未见一真实胜仗。
总由骄滑之习,横结于中,不知悛改,殊堪痛恨!向荣接奉此旨,若再不迅速进攻,仍前迁延观望,国法具在,必当立置重典,断不能以东南暂保无事,遂从宽宥也。
在咸丰皇帝看来,自己对向荣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耐心,如果不是向荣已经尽心进攻南京城,恐怕咸丰皇帝早已将其治罪。然而站在向荣的角度,江南大营的确是困难重重。
当时向荣除了要顾及南京之外,还得派兵增援镇江、上海,甚至援救江西和扬州,因为这些地方此时都在遭受着太平军的侵扰。到了咸丰三年(1854)十月的时候,向荣军只剩下万余人,真正能够上阵作战的也就几千人而已。向荣斗胆向咸丰皇帝奏请将江北大营的瞿腾龙部队的两千人中,拨给自己一千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