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5/10页）

着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醇郡王奕、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钦此。

表面上这种安排的意思是，咸丰皇帝的丧事固然重要，但京师的安全更为重要。全局衡量，统筹兼顾，似乎以国事重于家事的安排可以让人理解。但从感情角度来讲，奕与咸丰皇帝是兄弟关系，尽管国事重要，留守京师责任重大，但八大臣这样安排似乎不顾手足之情。而且北京距离热河并不远，八大臣不让奕前往热河，却急调陈孚恩去，明显就是排挤奕。

《清史稿》记载：“载垣等矫诏，令孚恩赴行在。”当然，当时也不存在矫诏一说，因为诏令就是八大臣起草的，体现的是八大臣的意志。之所以点名要让陈孚恩前来，原因就在于他虽然身在北京，却是“热河派”的成员。

陈孚恩是个埋头苦干、办事认真的官员，又经常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见解，其涉世之深，对当时社会揣摩之深是很突出的。最初他还曾与载垣、端华、肃顺等热河派大臣有过分歧，因而被贬，被重新起用后就依附载垣，成了“热河派”的成员。

当时调陈孚恩奔赴热河，除了有排挤奕的意味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陈孚恩身在北京，最了解那里的情况。咸丰皇帝刚刚去世，“热河派”并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奕的真实态度，这也是没让奕前往热河的一个原因，毕竟“热河派”与“北京派”矛盾深刻。在载垣和肃顺等人看来，陈孚恩的到来应该能得到北京方面的某些倾向性的消息。当然，这也有拉拢陈孚恩的意图，揽住才能出众的人，也是当时“热河派”发展巩固自己势力的一种策略。

八大臣辅政之初，就将奕边缘化。其实，咸丰皇帝临死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诏谕疏章的处理权限问题。这是咸丰皇帝去世后朝廷政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谁才是大清帝国真正主人的问题。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

两宫乃召辅政大臣入，议诏谕疏章黜陟邢赏事。初肃顺、杜翰、焦佑瀛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后持不可，议四日，乃决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尚侍督抚，枢臣拟名，请懿训裁定，其他简放人员，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确定辅政大臣的权力问题上，太后与八大臣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四天的讨论才最终有结果。肃顺等人意图将权力抓在自己手里，由辅政大臣拟定谕旨，太后只管盖章而不能改动，下级各官员的奏章也不必请太后过目。这个方案当然不能被两宫太后所接受，而且也违背了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的初衷。

经过双方激烈的辩论，最后议定的办法是：

1. 章疏呈览。

2. 谕旨钤印。

3. 任用高级官员，大臣提名，太后最终裁定；任用一般官员，先提几名候选人，用“掣签”的办法确定人选，由两宫太后批准后才能宣布任职。

所谓的“掣签”，就是任命官员时，由军机处糊名签，后进呈御前，两宫太后坐在旁边监督，同治皇帝居中抽签，先抽中者为正职，后抽中者为副职，然后再由各部抽签分配任职省份，最后对外公布。

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八大臣联名发布《为发下谕旨以“御赏”“同道堂”方章为符信等事致吏部兵部咨文》和《为按月恭缴钤图谕旨事交内阁片》两项文件，向京师内外各衙门宣布，今后朝廷命令必须有“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盖印公文定期交回内阁存档。至此两宫太后与辅政八大臣的权力分配方案总算暂时确定下来。

权力分配问题意味着地位高低之分，由于小皇帝载淳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但太后是钮祜禄氏，这就形成了咸丰皇帝死后的一种特殊局面—两宫太后地位如何区分的问题，也就是血缘与礼法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依据清朝祖制家法，当时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应该尊为皇太后，与钮祜禄氏并尊。但是经过辅政八大臣的研究，钮祜禄氏称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则称为圣母皇太后。

事实上这样的称呼，是仿照明朝万历年间和清朝康熙年间“两后并尊”的故事。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李氏是贵妃。万历即位后，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清康熙皇帝玄烨即位后，也是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生母为慈和皇太后。既然曾经有过先例，八大臣这样拟定也说得过去。当时因为钮祜禄氏住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东暖阁，人们称为“东太后”；叶赫那拉氏住在西暖阁，人们称为“西太后”。但这样定名分叶赫那拉氏心中颇为不满，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她当然认为自己应该居于东太后之上，这也是她后来联合奕发动政变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对于大清帝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至少给人以大权独揽的感觉。从结果来看，排挤恭亲王奕，和两宫太后争权以及将叶赫那拉氏排到次要地位，事实上都是孤立自己的行为。不过在那个时间段上，八大臣至少自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们将年号擅自更改为“祺祥”，八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据《热河密札》记载：

自顾命之后，至今十余日，所行均惬人意……然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诸事循照旧章，并无人搀入……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从表面上看，咸丰皇帝去世后的政局因为“热河派”的坐镇，而没有出现震动，未来的形势一片大好，但事实上以八大臣为核心的“热河派”对时局的判断大错特错。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祺祥”这个年号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确定，到十月就被命令废除，共计七十日。在“热河派”正准备大显身手时，被他们推向对立面的政敌们开始联合起来，准备对他们施以重拳。

5. 合谋

以今日视角来看，肃顺与奕的矛盾，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热河派”与“北京派”的分歧，以及八大臣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无所顾忌，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祺祥政变最终生成的催化剂。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奕还是叶赫那拉氏，都不甘心只看八大臣在政治前台表演，尤其是叶赫那拉氏，作为新皇帝的生母，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从八大臣手中夺回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