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宅所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4/6页）

证据移交中方后，因其内容主要为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函电，故必须洪述祖到案，才有可能定谳。但洪述祖此时已闻风潜逃至德人所管辖之青岛，而德国总督“必索取证据后，始允交洪犯至沪，受法庭审判”。故4月23日，程德全会同黄兴、伍廷芳、王宠惠等齐集交涉使署，检验物证，决定将应、洪往来函电要件寄至都中，俾得凭证，索取洪述祖早日归案讯办。[45]众人“以此项证据关系匪轻”，“似未便将原物寄交”，最后由黄兴等提议“将此项证据制成铜版，印刷多份，分寄北京总统府及内务部、司法部各机关”，“其字迹与字码永远可以保存”。遂由陈贻范招一摄影师，在交涉使署当众将重要文件分别摄影，原物则“暂存在交涉使办公处妥为保存”。[46]

4月25日，上海《时事新报》率先公布10件关键证据。[47]当晚12时，程德全、应德闳通电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报告了案发以来租界会审应、武二犯，引渡二犯，移交证物，以及程、应等会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等检查、拍印证据情形，并将主要证据“撮要报告”，共罗列了22件。电曰：

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害身故一案，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暨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预审，暗杀明确，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即吴福铭，应桂馨即应夔丞，解交前来。又于十八日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呈送在应犯家内，由英法捕房总巡等搜获之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内有枪弹两个，外枪弹壳两个，密电本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口；另由公共租界捕房总巡，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证据五包，并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簿籍证据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当经分别接收，将凶犯严密看管。后又将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在电报沪局查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连日由德全、德闳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等员，在驻沪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德全、德闳均为地方长官，按照法律，本有执行检查事务之职权，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令，自应将此案证据逐细检查，以期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所有关于本案紧要各证据，公同盖印，并拍印照片。除将一切证据妥慎保存外，兹特先撮要报告。（下略）[48]

4月27日，“《民权报》抄证据43件，送各报登载”，随即《中华民报》于当日刊登《铁证》，公布了43件函电文件，并“送铜版印件，要求非国民党各报同登”。[49]《民立报》《神州日报》也在当日刊登《宋案证据之披露》，前者公布了44件，后者公布了43件。[50]随后几日，《申报》和《顺天时报》又先后连载《宋案证据全录》，均为53件。[51]

宋案主要证据由此大白于天下，举国为之震动。需要指出的是，在程、应发出通电前一天，由于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各方议论纷纷，《神州日报》曾为此发表评论，提醒当事者应尽快将证据全数公开，否则人心将更疑惑。其言曰：

凡应犯家中搜出之罪证，尤当及今从速宣布，尤不可不及今将搜得之物全数表示，以供研求，俾其真际豁露，不致再为造谣者利用，此固确不可易之办法也。若必掩此露彼，但为断章取义之宣布，不使事外之人窥见全体，则人心之疑，必且加甚，此案即欲祈成信谳，其戛戛乎其难矣。此又吾人所敢为当事忠告者也。[52]

证据宣布后，由于程、应通电中有“撮要报告”字样，舆论果然纷纷提出质疑。就在4月27、28日，一篇题为《宋案证据之研究》的文字，先后在《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申报》《时报》《民报》《民声报》等多家报纸刊出，随后几日又被《大自由报》《国报》《新世纪报》等转载。其中写道：

应夔丞家内所搜出之物件甚多，在理应一律宣布，无论其关系宋案与否，庶足以息群疑而见真际。若有所宣布，有所不宣布，则所不宣布者果属何物？有何原因而不宣布？由是所宣布者亦不足以坚国人十分之信心。此关于宣布宋案证据一定不易之理也。[53]

国民党《大中华民国日报》称该篇文字为“袁党公布”，[54]然而，文中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疑问。如《亚细亚日报》指出：“程督来电所纪应、洪之来往函电，均系断章取义，线索不清，而据沪上一方面之报告，其中不免有所偏重。闻所纪各电，政府多已抄得全文，其中有关系共进会者，有关于欢迎国会团者，有关于宋教仁所办提票及其骗案者，而程督之报告，仅其疑似之词，归纳于刺宋之一系，其中是非真象，当由全体之确据有以证据之，甚未可以片面之截取文词，即用以断斯狱也。”[55]这实际是批评程德全等人回避了宋案的复杂性，而将其情节简化为“刺宋之一系”，并据此有选择地公布证据。又如，“超然百姓姚之鹤”发文写道：“今者证据已由程、应二公以行政官之手续择要宣布，似此案之真相可以全形毕露矣。然而，今日一般舆论，对于该项证据，甲派之周内，乙派之辨护，观连日本埠各报所载，仍有绝对相反之点者，何哉？盖应犯家中所存之证据，阅程、应通电有‘择要宣布’之语，则原件必不仅止此数可知。且就所布各件言之，字句费解及言词闪铄、不甚明了者复居其半。综是各因，遂生出一种汉儒门户解经之现象。此实今日甲、乙两派相持之故也。”[56]这是将各件证据言词之闪烁、费解及各派对该项证据解释的纷歧，归因于证据原件未能全数公布。《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禅那也写道：“程督既通电后，国民党派皆以为证据确凿，政府万不能逃其罪者；而非国民党派谓程督在沪已失其自由，围绕于其旁者皆国民党人，其发电时必经国民党之手，其应夔丞铁箱中之证据尚不止此，其关于非政府一方面证据尚多，此电专摘其与政府关连者，断章取义，不完不备，不过欲坐实政府之罪耳。而所谓证据者，亦属于应与洪之关系，非赵与洪之关系，不能据洪、应一方面之词，硬坐为赵罪。此又程电通告后舆论之一班也。”[57]这又是明确指控国民党为“坐实政府之罪”，在宣布证据过程中作弊。而署名“剑农”者，则在其文章中批评程德全等以主观意思宣布证据，并对未来审判能否顺利进行表示担忧。其言曰：“至近来处理此案之手续，其最荒谬可笑者，则证据不完全是也。夫应犯家中所抄出之物，较之四十三件之书面，奚啻倍蓰，若谓其他各件皆无关本案，则此事纯属主观，又乌可之〔以〕行政官之自由意思为之？然则各报所传证物中牵连某伟人丑事多为程督所燬，或非子虚也耶？近日洪述祖将引渡矣，将来辨论公开之际，设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而拒绝审判，则判决此案尚待搜罗证据，程都督咨京之五十三件尚未宣布者，容有一二可定爰书乎？”[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