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应案前“真史”追溯（第5/5页）

早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之时，“南北各省党会林立，意见分歧，殊难取缔”，就已成为袁世凯“最抱隐忧”的事情之一。[90]共进会成立后，立刻有人密报袁世凯：“长江青红帮、哥（老）会、盐枭等新设共进会，闻已三十万人，皆非善类，可否设法早防。”[91]迨武昌发生鄂军马队暴动，袁世凯很快于9月29日颁布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令云：“查近日沿江海各地方，尚有巧立会社种种名目，一切组织均取秘密，既无宗旨，又无政纲，惟日以号召党徒为事……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92]11月11日，袁世凯又颁发布告，再次督促各省都督、民政长严惩秘密结会之风，同时表示：“凡以前秘密结会，如能知悔，自首解散者，均准不究既往；其有愿组织社会者，但能不背法律，不扰公安，自应在保护之列。”[93]

共进会成立两个月后，即1912年9月，江苏都督程德全以上海“军人之入于该会者甚众”，颇为担心，令上海民政长详细调查其情形，旋“通令沪防各军队，查禁军人，不得擅入共进会，如有已入者，应即脱除”。[94]10月底，程德全又发出训令，略谓：“现闻上海、南京、江阴、丹阳等处有一班无业流氓，每亦假共进会名义，集会聚议，希图煽惑，且必以茶楼酒市为会场，非但有失社会体例，且亦迹近嚣张，仰即随时留意，如遇有此等社会情事，务宜妥为解散。”[95]12月中旬，程德全再次以共进会时有开设香堂、私立码头、散放票布等事，特发训令给混成旅李旅长，“通饬水陆各营，如果查有共进会所，应即勒令解散，禁止设立，以保公安”。[96]

在浙江，都督朱瑞迭接各地呈报共进会为非作歹，殊为震怒，于12月初呈报大总统，并通令各路水陆巡防统领、各独立营队、各要塞司令官、各县知事等，“自文到之日起，无论城乡镇市，凡有共进会，一律查禁解散”。[97]舆论对朱瑞此举大加赞赏，称其所为系“除暴安良”。[98]应夔丞却致函朱瑞，颇有不满，称“共进会组织之主旨，无非欲改良社会……不意反遭庸俗嫉视，致集众矢之的”，又称“取销之手续，不必威之以兵力，尊之以府令”，对于各处所发抢劫之案、骚扰之事，“但当问其匪不匪，不当论其会不会”。[99]朱瑞毫不让步，复书质问道：“足下组织共进会之初，其宗旨在改良三帮，用意未尝不善。但当就旧有三帮洗濯而淬厉之，俾得勉为良善，今乃推波助澜，遍设党会，驱无知之民与亡命之徒，入鲍鱼之肆，久而与之俱化。是莠者未进为良，而良者先化为莠，无惑乎匪势蔓延，荆棘遍地……试问所请改良旧习者何在？”[100]

面对来自中央和江浙地方当局的压力，共进会内部要求会长应夔丞提出对策。其总机关部全体职员呈文应夔丞云：

本会人数众多，聚易散难，即欲解散，必求一妥善之法，特恐会颇难取消，而三党仍难澌灭，解散后聚而为匪，转流毒于社会。当兹千钧一发，未识会长以何长策，挽此狂澜？事机危迫，请速示覆，以便遵办，而全大局。[101]

正当应夔丞陷入麻烦之时，洪述祖恰好因公南下，二人由此直接建立关系，从而生出一系列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