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构陷阴谋未果洪唆使应对宋“乘机下手”（第2/4页）
到了2月11日，洪述祖又有一函给应，提醒应夔丞：
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勿迟。[125]
政府方面对此函的解释是：
此电（实为函——引者）乃专指谋买“宋骗案提票”事，别无他义。“宋件”二字断非指取其性命而言。洪则假政府以嗾应，应则制宋以要洪，皆洪、应之诡计，政府正堕雾中未知也。如谓政府早有杀宋宗旨，则欲杀竟杀耳，乌用先得“宋件”，后再言杀乎？[126]
“宋件到手”非指取宋性命的解释是对的，但说政府对洪、应谋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之事不知，则与事实不符。此解释实际上是要掩盖政府与洪、应合谋构陷“孙黄宋”的事实。
2月11日函是洪述祖继2月4日函、2月5日电及2月8日函后，第四次催促应夔丞提供“宋骗案”材料，以便向政府索款。此后，洪述祖对应夔丞一直没能提供“宋骗案”材料大概已经有些失望，故在接下来的十天中，洪述祖既未给应写信，也未给应发电。直至2月22日，洪述祖才又给应夔丞发去一封包含了八项内容的长信，其中有两项内容如下：
一、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云云（云是原发起人），大约亦是谋利（不由我辈，另是一路），于所图略加松劲，然亦无妨。
一、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卅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127]
函中第一项所言如此露骨，可谓洪、应借机谋利铁证，足见“洪与应假解散国会团一事见好政府，从中渔利，处心积虑已久，故一闻有人自欲取消该团，不由若辈经手，恐渔利之术，不免中败，故有‘松劲’之说云云”。[128]“超然百姓姚之鹤”对此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批评：
按详观本条正文及夹注，则洪、应二人之狼狈为奸，其利用南北之隔绝，感情之不洽，因是居中簸弄，为渔利计，固已昭然若揭矣。观其云“大约亦是谋利”，而夹注则又云“不由我辈，另是一路”，是明明不以谋利为讳矣。而其居心之最险恶者，抑若深恐欢迎团立时解散，则我辈必无可挟，所图必致松紧，因重以为忧者。噫，此辈狗彘不食，本无天良之发现，然天下本无事，由若辈介居南北之间，造谣生事，使国家陷于分崩之象，已可杀矣。乃见大局略有转机，而若辈复以私图之不遂，致生种种觖望之词，是其居心之不可闻问，无日不以构成南北之恶感为事，而宋案即缘此生。即此数语观之，洪、应之为共同犯，而此外别无主使之人，尤可见矣。[129]
对函中所谓“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云云（云是原发起人）”，国民党人予以否认，认为这是洪述祖在造谣，称：“本党光明磊落，何谓‘投诚’？‘自愿’取消国会团，何所据而云‘自愿’？洪述祖造谣兴谤，其肉真不足实〔食〕矣。”[130]然而，由总统府秘书张一麐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密电可知，的确曾有人到中央代欢迎国会团发起人尹仲材传话，表示投诚之意。张在密电中告诉程德全：“有个叫岳嗣仪的人，到北京来，秘密晋谒了赵秉钧总理，说他在上海和尹仲材辩论了很多次，经过他的努力劝说，尹确实有悔过的表示，只是附从他们的人很多，解散需要经费，但听说要得不多，只是万把块钱。已经把情况向项城（袁世凯）汇报了，认为您就近根据情况解决比较容易下手。岳已经回到南京，请您酌情办理这件事。”程德全复电说：“欢迎国会团这件事，已经有人来索要过三千元了。这个团并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没有答应他们办理。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来南京的时候，也谈了这件事，他已经答应到上海后看情况办理，你们如果直接打电报给他，比较方便，也比较快。至于岳君来南京的话，我也会问问他情况。”[131]洪述祖能够得到这一秘密情况，并告诉应夔丞，再一次证明他与总统府之间保持着紧密关系，其消息有可能直接来自袁世凯，也可能来自张一麐。
从“自愿取消”“不由我辈，另是一路”可知，洪、应不过欲借政府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骗钱而已，并没有与该团接洽解散事宜，反而很担心该团解散，使他们失去骗钱机会。2月22日函在刺宋案发生不久后公开，使欢迎国会团得以澄清1月底外间所传该团曾受洪述祖运动解散之谣言，为此该团于3月27日特别发表如下通电：
北京国民党本部、民主报、国风日报、中国报、新闻团转津京各报、国会议员诸君鉴：窃本团始终主张国会自行集会，根据法律，宗旨纯正，以故南北议员，一时名流，翕然和之，而团员之艰苦进行，持之不懈，尤为海内所共谅。讵意自南北报纸揭载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挟资南下之风说以来，众指本团受其运动，诬蔑之语，时有所闻。夫三言杀人，曾母投梭，同人之贤，不为〔如〕曾子，而洪述祖挟资南下之事实，宁止三言。此本团无端受谤之往日事也。迩者刺宋案破获，乃知应夔丞曾与洪述祖在申接洽，且洪又挈应北上，程苏督亦有洪曾向渠保荐之证言。则知当日各报所载，谓洪述祖运动本团之误会，在今日已不辩自明。为〔惟〕恐远近犹未周知，特此恳登大报，藉为声明。至于本团进行一节，仍不少懈，而刺宋案之关系如何，祈议员分外注意，即日南来，筹备开幕事宜，是所为切盼。余详第二次宣言书。欢迎国会团。感。[132]
电文声明该团并未受洪、应运动解散，虽然是事实，但谓“团员之艰苦进行，持之不懈”，显与事实不符，作为该团发起人之一的尹仲材为谋利而于2月中旬通过岳嗣仪向政府输诚，便是明证。故2月17日《顺天时报》有该团“设立之初，风说种种，议论纷纷，耸动世人耳目，尔来该团消息渐归稳静”的报道。[133]吴稚晖甚至说早在1月下旬该团在上海就已没人当回事，要北方“不理他这事”。[134]从2月20日起，天津《大公报》开始刊登由叶公绰等十余人共同草拟的《铁路欢迎国会议员入京特别广告》，连登近两个月；从2月23日起，该报又刊登丁平澜等草拟的《正太、汴洛两路加入欢迎国会议员广告》，亦连登近两个月。[135]于是，欢迎国会团渐趋沉寂。上电末号召议员“即日南来，筹备开幕事宜”，不过欲借刺宋案发生后群情激奋之机，试图再起，然该团早已是强弩之末，大约十日后，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该团遂销声匿迹。
对于洪述祖2月22日函中另一项内容，《民立报》解释道：“‘请款总要在对象（原函实为‘物件’二字——引者）到后’，此‘对象’即指宋先生之生命；‘为数不可过三十万’，故三月十二日（实为三月十三日——引者）应致洪函痛陈去宋之必要，谓‘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盖即以洪所示之数，向袁、赵索偿也。”[136]《中华民报》也认为“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与‘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及‘题前迳电赵袁索一数目’前后相联，盖杀宋前虽索数，杀宋后须索款也。”[137]近人方祖燊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对象’指宋教仁生命。括号内的文字‘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可见暗杀的时间表，此时业已定下。袁世凯在国会召开之前，电催宋入京共商国是，用以配合其阴谋，三十万为杀宋代价的限额。”[138]以上三种说法均大误。3月13日应致洪函容后再论，2月22日函中所谓“物件”仍然是指“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无疑，断非指“宋先生之生命”，因“物件”与“到后”二字相连，若指“宋先生之生命”，则“物件到后”岂不意味着须将宋先生尸身送往北京，方可请款？如此则尚有何秘密可言？袁、赵至愚，当不为此。“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是说政府如果只是财政紧张还不要紧，但因对外借款未成，政府现在实在是穷，因此请款不能太狠，“为数不可过三十万”。之所以限以30万元，是因为2月2日“应密冬电”中曾提到孙、黄派人到日本，愿出30万元买毁“孙黄宋劣史”“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向政府请款30万元即以之为据。至于请款时间，洪述祖之所以强调在“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国民月刊》的解释是：“盖彼时五国团之大借款可以胁迫国会通过，夫然后杀宋之酬劳可得，一若逆料大借款可以唾手而得也。”[139]如上所析，此函所谓30万元并非杀宋酬劳，但洪述祖等待国会开后大借款通过，以便索款，则是有可能的。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洪述祖欲待国会开后，议员们准备草拟宪法及选举正式大总统工作之时，忽然抛出“宋骗案”材料，从而给国民党议员以打击，使相关工作朝着有利于袁世凯方面发展，从而借机向政府索取30万元报酬。[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