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洪应利用“应密”策划杀宋与赵无关（第2/2页）

但问题是，应夔丞也为洪述祖所骗，始终以为杀宋是中央的意思。应之所以信洪，与洪的特殊身份和过往的表现有关，“超然百姓姚之鹤”有段话讲得最有说服力。他说：

盖洪犯之所以取信于应犯者，其资格则内务部秘书长也，其历来函电则均称奉有命令也，即此已足坚应犯之信心矣。而又况介绍赴京谒总统、叩总理，代为谋干一切，悉有事实为之证明。此洪犯之所以驱策应犯者在是，而应犯之所以甘为洪犯鹰犬者，信洪犯并信洪犯之确能直接政府也。[166]

正因为应夔丞相信杀宋是中央的意思，因此他在向洪述祖发电汇报刺宋情况时，屡屡使用了“乞转呈”等字样。如3月14日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167]3月21日凌晨电：“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168]3月21日上午电：“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169]这样一来，国民党人便认定袁、赵为幕后主使。

对此，赵秉钧在宋教仁被刺后一再否认洪述祖曾经呈阅相关电报。当《新纪元报》记者问他：“洪、应来往函电，君一无所知否？”赵秉钧答道：

余以菲才，总揽国务，绠短汲深，日苦不给，安有余力，问此闲事。假令果预其事，则洪、应电中必将鄙人意见拦入，何以应与洪电中有“请转呈”字样，而洪与应电中绝无一语涉及。如果呈阅，彼岂无言。此中消息，明眼人自能知之。余以暮年当此重负，如何能堪。脱非总统公谊私情，余早挂冠在野。余既求去不能，顾反冒死力争，天下宁有是理。且余所辖内务中不乏异才，余如果欲杀宋，何至烦及素不相识之应夔丞，为此疏略卑劣之暗杀事耶？诸君明达，定能辨别。余伤好友，即微牵涉及余，余亦将澈底穷追，以慰逝者在天之灵，况与余有密切之关系耶！[170]

紧接着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赵秉钧再次否认洪述祖曾经呈阅应夔丞来电，其言道：

鄙人任国务总理又兼内务部总长，两处秘书不下十人，其余属官更不知凡几，人才之高下贤否，势不能烛察无遗。但使于行政上无违法实迹，用人之责任已尽；若必于个人行为逐件监督，不惟无此能力，亦实无此余闲。即如洪与应来往电文，洪既未经呈阅，安能逆亿所言何事，是否招摇，是否隐射，事前安能预知。况洪与应本系世交，函电往还亦非他人所能制止，此理甚明，固无辩论之价值也。[171]

袁世凯也为赵秉钧辩护说：

察核原电（指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撮要宣布证据“有电”——引者），仅有该总理交应夔丞国务院“应密电码”一本，系属奉差人员恒有之事，且函嘱其“有电直寄国务院”，尤见事属因公，无可指摘。至洪述祖私用密电哄诱应夔丞，别有诡秘不法行为，实非长官所及料，虽疏于觉察，未能辞咎，惟对于此案之关系该总理，并无只字证据。如因洪述祖系内务部秘书，即谓由该长官主使，将属员杀人犯罪，皆可连坐长官，古今中外，无此法律。且原案未经法庭审判，遽先臆断某某为主犯，苟稍谙法律者，决不为此不根之言。[172]

以上辩解是就洪、应往来所有密电是否曾向赵秉钧呈报统括而言的，赵秉钧一概予以否认，袁亦为赵辩护。但具体来看，2月22日前之“应密”电报，特别是关于对付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和阴谋构陷“孙黄宋”的电报，要么由应夔丞直寄国务院，要么由洪述祖面呈袁世凯，袁、赵均已看到，确凿无疑。2月22日以后，由于“应密电本”已被洪述祖以欺骗手段从赵秉钧手中获得，且洪述祖极力防止应夔丞通电于赵，因此赵不可能知悉洪、应接下来利用“应密”策划杀宋之事。除非洪真的如应夔丞所请向赵“转呈”，但这是不可能之事，一则洪虽为赵之秘书，却非赵之私人，二人关系并不融洽，洪不可能将杀宋这样的机密事情透露于赵；二则赵属国民党籍，与宋关系甚为融洽，构陷“孙黄宋”之事赵尚因非其本意而中途退出，又岂肯变本加厉，将宋杀害？洪若向赵呈报，无异于泄密。

赵也不可能从袁世凯处事先获知洪、应杀宋计划，因如前所论，洪、应杀宋，连袁也不曾料到。退而言之，就算袁欲利用洪、应杀宋，也一定不会事先告赵，这与赵是否为袁之心腹无关，而是因为杀人之事，愈机密愈好，多一人知道不如少一人知道；况且袁很清楚，洪并非赵信任之人，自己欲杀宋，而将所用以杀宋之人，告之与该人关系并不融洽之人，有是理乎？事实上，杀宋只有一个主谋，就是洪述祖，是洪述祖起意杀宋，并先后假借中央“酬勋位”的“虚名”，和“债票特别准”的“实利”，诱使应夔丞付诸实施。其中详情，前已论及。总之，洪、应利用“应密”杀宋，与赵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