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赵为“长保”总理权位杀宋是个伪命题（第2/7页）

第二，赵秉钧对正式政府总理并无觊觎之心，袁世凯心目中正式政府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也非赵秉钧。

刺宋案发生前，正式总统选举虽然尚未举行，但舆论多认为袁世凯是最有力的人选。由当时赵秉钧所言所行可以看出，他对正式政府总理并无觊觎之心，而在袁世凯心目中，将来正式政府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也非赵秉钧，而是徐世昌。徐“本项城总角之交，项城出山，一切多所倚重”，特别是“徐为清后隆裕最信任之人”，清帝逊位，徐从中斡旋，“实大有力”。因此，共和宣布后，袁世凯一再敦聘其为最高顾问，但徐世昌一直没有答应。[188]1912年6月下旬国务总理唐绍仪出走天津后，袁世凯又曾“力主委任徐世昌君为国务总理，国务员全部可不更动”。[189]1913年2月中旬，报纸曾就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后的组阁设想报道云：

日前有某党党员，探询袁总统以正式政府成立，如举公为总统，内阁用人之方针如何。闻总统答以段仍长陆军，赵仍长内务，以徐世昌为总理，梁士诒长交通，其余则任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各出一人为阁员。梁士诒出总统府后，秘书长一席则以杨士琦充之云云。某党员以内阁组织之方针若如是，恐难得多数党员之同意。袁总统谓：若不如是组织，则我宁不为总统。词甚决绝。[190]

由此可知，在袁世凯心目中，赵秉钧在正式政府中最合适的位置还是内务总长，国务总理则以徐世昌为最合适。巧合的是，2月12日，徐世昌因隆裕太后病笃，由青岛到了北京，于是各报纷纷报道其将出任总理。如《中国日报》云：“徐以总统府之顾问，月支薪洋八百元，侨居青岛数月，今忽来京，其原因外间传说不一，但认为国务总理之候补者，则实居多数。”[191]《顺天时报》亦云：“徐君于袁总统固有种种密接之关系，其政治上之手腕亦迥非侪辈所及，总统亦极注重此人，故将来总统地位巩固，大振政治，则徐君必占取重位，雄飞政界，亦决非空想云。”[192]更引人注意的是，3月18日《大中华民国日报》载徐世昌“以民国国务员断不能兼任清廷官职，爰于前日向宣统帝具折，请开去太保一缺。当奉旨允准，并赏给太傅衔，以示优异。徐已于昨日具折谢恩”。并语带讥讽云：“将来组织内阁时，徐之头衔必大书特书‘钦加太傅衔国务总理’，然后可与二等男爵、勋一位、陆军上将、直隶都督冯国璋先后媲美矣。”[193]《顺天时报》也报道徐世昌已于3月15日奏请开缺，并说其“在正式政府占总理一席，已牢不可动”。[194]虽然徐世昌曾向记者表示“决无出山之志”，而且后来果真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195]但上述动向已清楚表明，赵秉钧确非袁世凯及当时一般人心目中正式政府的总理人选，赵秉钧内心对此应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他如何可能为了一个无望获得的总理位子而去杀害宋教仁呢？

第三，国务总理一职由谁来担任，并非袁世凯或某一党派可以自行决定，更非赵秉钧个人可决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赵秉钧是为了保住自己国务总理的位子而主谋杀害了宋教仁，似乎只要宋教仁死了，国务总理的位子就非他莫属，这实在是很幼稚的逻辑。且不论当时临时政府即将结束，赵秉钧本来就将卸任，也不论袁世凯心目中正式政府总理人选并非赵秉钧，就算不存在以上因素，总理一职岂能由赵自行决定？观民国建立未久而各党激烈角逐，政见纷歧，以致内阁屡倒，便可明白此中道理。即以1912年9月内阁更替为例，当时袁世凯和黄兴商定的总理人选本为前清时曾任广西巡抚、后又加入国民党的沈秉堃，只是由于黄兴未能与其他国民党主要人物协商一致，这才“使黄氏与总统接头之第一着即归无效，而赵内阁因之发生”。[196]宋教仁就是当时反对沈秉堃的人之一，他在国民党理事、干事会上提议道：“沈之不能胜任总理，国人皆知。如果沈为总理，则国民党无价值矣。与其推沈，不如与赵秉钧，因赵亦挂名同盟会也。”众以宋教仁所言为然，于是“决议认赵为总理”。[197]可知，赵秉钧本来就是以替补人选出任总理的，故赵曾对人说：“我算不了什么，不过因为缺少一件东西，故用我这个竹竿子撑撑，我固决非国之栋梁也。”[198]而当刺宋案发生，赵受到怀疑后，他又在袁世凯前抱怨：“我不愿为总理，实以总统委托，不敢放弃国民责任。”[199]赵秉钧在清末民初政坛起起伏伏，应该说对于政坛斗争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岂能自以为杀了宋教仁，总理一职便如探囊取物？何况从国民党方面看，一直存在“黄内阁”和“宋内阁”两种不同主张，[200]从未做出过由宋组阁的决定，赵秉钧如何能将其确定为暗杀对象？

总之，赵秉钧作为一个即将卸任的、对正式政府总理并无觊觎之心的临时政府总理，绝不可能为了一个无望获得的正式政府总理位子而去杀害与自己关系密切，并且未必就将代表国民党组阁的宋教仁。退一步论，假设赵秉钧如百年来多数人所以为的那样，为“长保”其权位而主谋杀害了宋教仁，那么试想一下结果，必然只有两种。一是刺宋成功而事不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刺宋虽成疑案，但人必怀疑赵为主谋，赵岂能保证仍为总理。二是刺宋虽成功而事情暴露。在这种情况下，赵必被追究责任或受攻击，总理一职更不可能获得。故赵若真欲保其总理位置，小心谨慎应对各方对其最为有利，刺宋则对其最为不利，实属不智行为，赵久历官场风涛，岂能不知。

正因为赵秉钧对于洪欲杀宋全然不知，因此在获知宋被刺消息后极感意外。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曾记述赵获知消息时的第一反应道：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得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201]

赵秉钧既未参与谋划杀宋，何以在获悉宋被刺后，第一反应是担忧“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云云？原因就在他曾被卷入应、洪构陷“孙黄宋”计划，而该计划一直没有结果，因此，赵很自然会想到是洪、应在构陷计划失败的情况下对宋下了毒手。而洪是自己的秘书，洪、应所用“应密电本”又为他所送。如此一来，赵便担心自己会遭受牵连，以致不由自主流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