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放旷不羁（第10/16页）

总之，吃完五石散，不但浑身发热，还处于兴奋癫狂状态，需要行走散热，即“行散”（“散步”一词的源头）。这时候，除了饮热酒外，还需要穿单衣肥袍，加之累月不洗（新衣质地坚硬不利“行散”），身上长虱子也就不新鲜了。

王导门外的顾和，之所以捉虱子，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五石散真的是剂毒药，魏晋名士为什么紧紧拥抱它？

过去，人们谈论魏晋风度与服药的关系时，往往只道出他们的虚无与堕落，却忽略了这背后的伤感。在目睹了时代的无常风云后，在脆弱的荣华中，服药虽最终伤害身体，但崇尚即时欢乐的人们还是争相服用。

如果这就是人生，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这一刻。

支遁放鹤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公即清谈大师支遁，陈留（今河南陈留）人，生活在东晋中期的他，是在《世说新语》中出场最多的僧人。

支遁容貌奇异。

谢安称其：“双眼黯黯明黑。”

孙绰称其：“棱棱露其爽。”

一次，王濛在病中，亲疏不通，支遁来，守门人告知：“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道：“此必林公。”

支遁虽许身佛门，但性喜老庄。

在支遁之前，魏晋名士解析庄子的《逍遥游》，义理皆不能超越向秀和郭象。

及至支遁，以佛理解释庄学，并于余杭白马寺当众精讲《逍遥游》，引起轰动，成为玄学与佛学合流后清谈场上的沙门代表。

王濛曾如此感慨：“支遁法师探寻玄理的功夫不亚于我们的天才王弼。”

当然，支遁的佛理本业也没放下，他写有著名的《即色游玄论》，认为“色即是空”，后成为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他的一些诗句已见谢灵运山水诗的端倪。

此外，大师还爱养马放鹤，畅游山水。

也就是说，支遁一人兼有众多身份：高僧、清谈名士、诗人、旅行家、皇家玄学顾问、宠物爱好者。

支遁是在二十五岁时放弃世俗生活的。

他早年栖于余杭山，后迁剡县讲经。其间往返于剡县与京城建康间，与当时的名士会稽王司马昱、谢安、王珣、孙绰、许询、王濛、刘惔、殷浩、郗超、王羲之等人交游，在很多著名的清谈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清谈时，支遁的唇齿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人生到宇宙，高议非常，往往令清谈高手们措手不及，束手就擒。

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支遁从建康返回剡县，路过会稽时与内史王羲之相遇：“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清谈中，支遁那如繁花灿烂般明丽的语言与哲思征服了王羲之，乃请其入驻灵嘉寺。

支遁后返剡县隐居，并逝于山林。他一生潇洒，尴尬时候只有两次：早些时候，支遁欲在剡县买山隐居，受到僧人法深的讽刺；另一次，王徽之与谢万共评支遁的相貌，王说：“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

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

支遁说：“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大师爱养马与鹤。

关于养马，有人议论：一个和尚家的，天天玩马……

支遁答：“我爱的仅仅是马那神骏的气韵，你等俗人哪知其中奥妙！”

相对于养马，支遁更爱养鹤。

竹与鹤是东晋名士们标榜情怀的符号，支遁大大小小的鹤养了一群，天天徜徉其间。当然，也遇到了一些烦恼，比如有的仙鹤养着养着就飞走了，这实在让支遁郁闷。后来，为了防止它们飞走，支遁的弟子为他出了个主意：何不把它们的翅膀管剪短了？

支遁一听，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依计而行，那些仙鹤果然老实了不少。

一次，有朋友从建康慕名拜访，带来一对小鹤作为礼物，支遁特别高兴。后来，这对小鹤渐渐长大了，翅膀管硬了，也有想飞的苗头，支遁照样将它们给剪短了：这回你们俩飞不了了吧？！两只小鹤回头看看翅膀，郁闷而忧伤地低下头。

望着被剪秃了的仙鹤，支遁突然难受起来：鹤本云中物，飞冲云霄是天性，怎能够将其束缚而做玩物？！

自此，大师再也不干剪鹤的翅膀管的事儿了。

等那两只仙鹤的羽翼丰满后，支遁登上高山将其放飞。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支遁放鹤）。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有了放鹤这意义非凡的动作，支遁清谈更见哲思，佛理的加入也恰到好处。

佛教于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国，直至三国乃至西晋，其传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但到了东晋后，突然大行其道，名僧辈出，寺院林立。佛教之兴，与其教义切合动乱时代人们的内心特点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沾了清谈风气的光。

东晋时，玄学在义理上已难有新开拓，名士为了使清谈更有滋味，只得借助于佛理，而后者反过来又借助名士的地位，推进其传播。可以这样说，玄学和佛学的互相利用，是佛教在东晋大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殷浩，在当时被认为是清谈之宗，北伐失败废居东阳，在郁闷中开始接触佛经；名士孙绰也很信奉佛教，并专门为其写论；再比如何充，以宰相之位到瓦官寺，非常虔诚，遂有阮裕之语：“你的志向比宇宙还大，超越古今！”

何问：“您怎么今天忽然推崇起我来了？”

阮答：“我只图做个食邑数千户郡守，而你却想成佛！”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则认为：成不成佛放一边，常读佛经，陶冶性情的功效还是有的。这是当时的皇帝的看法。

南北方佛教交流频繁，总有僧人南下授道，此日又有僧人入建康瓦官寺与支遁共论《小品》。

《小品》是佛教“般若学”的一种，其义讲的是：一切皆因“缘”起，但其本性是“空”的。另一位名僧法深和名士孙绰也在座。辩论中，北来僧人屡设疑难，被支遁一一化解。作为当时一流的清谈家和佛学理论家，支遁对《小品》深有研究；殷浩晚年研习佛经，对《小品》有了心得，欲与支遁辩论，竟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