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商鞅变法（第2/7页）

秦孝公睡完之后，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在跟商鞅聊天，是在对商鞅进行面试啊。可这哥们儿的话居然产生催眠效应，这样的人去当催眠师那是很优秀的，哪能来治理国家？白白浪费了自己一天时间。

他很生气，跑过去对景监大骂，你的朋友纯属是个吹牛人士，算什么人才？吹了大半天，那些言论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景监被老大一顿骂，见到商鞅后，自然也埋怨了一通。

商鞅说：“呵呵，我以帝皇之道来向他陈述，他不感兴趣。你可以再跟他说说。”

景监很相信商鞅的水平，又硬着头皮向秦孝公推荐了一把。

秦孝公一听，那就再听他吹吧。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事儿。

于是，两人再次见面。商鞅继续吹，秦孝公继续睡。睡过之后，又把景监叫来训了一顿。

景监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回来自然又免不得脸红脖子粗地埋怨商鞅。商鞅仍然笑着说：“我这次陈述的是王道。他仍然听不进去。你就再硬着头皮说一次吧。”

这个景监的头皮还真的又硬了一次。而孝公还真的又听了一次。

第三次见面，商鞅按照自己的腹稿，再一次滔滔不绝。

这次，秦孝公没有睡，但也只是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景监去见孝公。孝公说：“你这个朋友这次说得真不错。看来他还是很水平的。让他再来跟我聊聊吧。”

景监回去跟商鞅说了。

商鞅长叹一声，说：“我这是在向他陈述称霸之道。他觉得很好。看来他真的要采用我的这个理论了。”

第四次会见。

这一次，秦孝公听得口水直流。当时，贵族们谈话，可不像现在这样坐在真皮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舒服得要命，而是双膝跪在席子，腰杆笔挺，叫跪坐。秦孝公听着听着，那个膝盖不知不觉地向前移动，以致移出了席子，直接跪在地板上了，还没有察觉。

两人连续聊了几天，秦孝公仍然觉得没有听够。

景监问商鞅：“你到底说了些什么啊，老大高兴得差不多跳起舞来。”

商鞅说：“我先前用王道之术来做他的思想工作，说这样秦国可以跟三代相比。可他觉得那太需要时间了，他做不到。所以，我只是得强国之道跟他说说。他越听越高兴。秦国虽然会成功，但其成就将远远不如周朝了。”

但秦孝公不管，他现在只想秦国能在短期内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武力把那些长期以来鄙视他们的诸侯打痛，让他的前辈子们在九泉之下瞑目。

对于秦国的复兴之路，他开展过长期的脑力劳动，但想得头都发白了，仍然找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之道。他下令大家跟他一起开动脑筋，努力往这个方面去思考，但到现在仍然没有谁想出什么办法来。

这时听了商鞅的改革理论，他觉得这哥们儿真的太牛了，比他想象中的人牛人更牛，心下大喜过望，立即叫他把这个理论用于实践。

于是，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开始。

决心

当然，跟所有的改革一样，刚开始是很不顺利。

不管如何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会跳出来，反对改革。

而大多数改革，总是以牺牲传统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代价的。说白了，正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才会导致国家政治的腐败、国力的衰弱。要革除这些腐败，大家口号喊起来，往往声音很响亮很振奋人心，甚至腐败分子的声音比所有的人都大。可真的要动起来，他们反得最坚决，制造的阻力非常大。

现在秦国跟所有的国家一样，君主的权力貌似很强大，其实，他周围团团包围的传统势力才是真的强大。这些势力在平日里，利益没有受到侵犯时，他们很和谐，谁也没有冒出头来。可当他们的利益面临受损时，他们就会跳出来——很多政变就是他们跳出来的结果。

所以，当他们听说秦孝公要任用那个从魏国来的年轻人商鞅来搞什么变法时，就纷纷跳出来，加以反对。

秦孝公当然不干。

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变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辩论。

持利大于弊的一方是秦孝公和商鞅，但碍于自己的地位，秦孝公只能当裁判而不能出来当辩手。于是，利大于弊一方的一辩和二辩全是商鞅一个人承担。

持弊大于利的一方是甘龙和杜挚，以及一大批秦国传统既得利益集团。

甘龙和杜挚出任辩手。

这两个人都是秦国的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甘龙，曾经紧跟秦献公干过革命，也曾经是秦献公时代的改革派，为秦国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把“德高望重”这四个字套在他们的头上，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会反对。

甘龙本来是个改革派，但这哥们儿通过改革得到了利益，从而加入既得利益集团，身份立刻转换，又变成保守派的最高代表。而他现在又是秦国的首席大臣。

秦孝公想不到变法的概念还没有出台，反对的人就这么多，而且个个都很坚定。如果真的实施起来，反对的人岂不更多？那可是阻力重重啊。他也有点儿动摇了。

可商鞅说，老大的顾虑是多余的。对于那些下层人员，这些话题是不能跟他们讨论的。只有在改革成功后，让他们分享改革的成果。高素质的人跟低素质的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所以，要成就大事业，就得采取果断的措施。只要觉得这个改革是利于富国强民的，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甘龙立刻反驳，小鞅同学的话大错特错了。我们只有按既定方针办，大家对这些方针政策都很熟悉，贯彻起来才有有条不紊，才走第一步，大家基本就知道第二步怎么走了。这样，天下才不乱啊，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咱们太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了。

商鞅说，老人家你说的好像都对。很多普通的人只知道按过去的方针办，很多貌似博学之士，其实都是书呆子，天天封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好像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这两种人，让他们当当太平官，过着腐败的幸福生活，那是很好的。但千万不能跟他们讨论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业。世界上，智商发达的人才会制定规章制度、方针政策；智商欠缺的人只能当个守法公民。有水平的会与时俱进，没水平的人只会死守传统，把传统当命根子。

这时杜同志又说，变法的成本太大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修改成法；没有十倍的社会效果，就不要就换传统的方针政策。大家按既定方针搞了这么久，没有出过什么差错，社会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安定的因素。要是强硬变法，就会发生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