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倒霉的幸运儿（第5/12页）

其实呢，对于乱世，儒家向来是搞不定的。孔子出身在春秋，孟子出身在战国，二位大贤自始至终都在兜售他们的“王道”思想，但是，有没有谁对他们的这套理论感兴趣呢？答案是——没有。最悲催就是孟子，这么伟大的一位雄辩家，经常要碰到鸡同鸭讲的情况，比如那位梁惠王，就让他碰足了钉子。

为什么呢？因为在乱世，讲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

所谓“王道”，包含的对统治者道德优越性的赞颂。儒家最爱追颂先贤了，动辄“尧舜禹汤”，认为，古时的圣王，最牛逼的地方，就是“仁者无敌”了。儒家这一吹牛逼，就把“仁”吹到了天上去，认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其实，到底是怎样的，写出史家奇书《春秋》的孔子，自己心里有数嘛。

所谓“霸道”，跟“王道”正相反，无所谓道德，谁拳头硬谁说话。孔孟之悲哀，就在于春秋战国搞的是“霸道”，看的是谁拳头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乃至最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都是“霸道”哲学的拥趸。

当然了，到了治世，情况就不一样了，“王道”就能大显其威了。道理很简单，“霸道”是用来争天下的，但是，任何一个把天下争到了手的人，都不希望别人再跟他来争，所以，他们就不能再讲“霸道”，而要扯出“王道”这件虎皮大衣了。当然，如果有人不服，比如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依然搞“霸道”不搞“王道”，那就等着倒霉吧——什么万世？二世就让你完蛋！

说白了吧，“王道”是什么东西？就是维护当前王朝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相对完善的秩序。但是朋友们，治世最重要的就是秩序嘛，老百姓最需要的，也是秩序嘛——毕竟，谁当皇帝不吃饭呢？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别折腾。“王道”相对于“霸道”，是不折腾的政治哲学，所以，对老百姓有好处。

然而，很不幸，乱世又来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而后三足鼎立，好容易三分归晋，刚传到第二代，偏偏晋惠帝是个白痴（不是骂他，是真白痴），妻子贾南风又是个超级悍妇，于是闹出了八王之乱，紧接着来了个五胡乱华，再然后，中国历史的大动荡就此拉开了帷幕。

乱世来了，“霸道”又开始了统治，“王道”又衰微了，比谁拳头硬的竞赛又开始了，老百姓的苦日子又来了，而儒家宣扬的那套伦理道德，在乱世中被狠狠的粉碎了，以至于，老百姓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当一个价值体系衰微后，另一个价值体系就会填上它的空缺，这就是佛教在南北朝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填空者的角色。

佛教如果搞得好，当然是有机会就此取代儒家，成为中国的主体思想的，就比如说吧，基督教就在罗马帝国衰微的时候，控制了整个欧洲。

然而，佛教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吗？能够重塑中国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吗？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能。而且，给出答案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佛门中待了13年时间的杨坚，当他重新统一天下，试图重建社会秩序时，他没有选择佛教，而选择了儒家。关于这个问题，也留待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吧。

这就是杨坚所处的时代，战乱、门第、佛教，这些都是历史赋予杨坚的使命——他要结束战争，挑战门第制度，乃至，重建价值体系。

贵二代

杨坚的佛寺生活持续了13年，在中国南北战火纷飞之际，他却在青灯古佛之下，过着刻板平淡而又肃穆的生活。

公元553年，杨坚13岁，他被送入了太学读书。

西魏以武立国，领导者多是武川镇的军人子弟，从六镇兵变流离失所直到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帮人大半辈子干的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买卖，论起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自是其之所长，但要论起经典古籍圣贤之学，那也不免人人大摇其头。当然，宇文泰也知道，文化很重要，所以，在他的行台设有学堂，每天白天当手下们忙完了之后，晚上总要去学堂例行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无非就是些最基础的扫盲教育，学术是决计谈不上的。

西魏的太学，虽是国家的最高学堂，但由于元修当年是仓皇西奔，连干粮都没带足（不开玩笑，这是真事，后来元修走半道断了粮，有个叫王思村的乡民拿出了馒头、麦饭和茶水来招待他，元修都激动的什么一样，免了此人十年赋税呢），更遑论典籍，而领导人则刚脱离文盲，因此，其学术水准也就可以想见。

杨坚入太学，当然学不到什么子曰诗云的正规学问，其性质，跟如今很多公司大老板上MBA课程倒是颇有类似。其实，对于这些久经沙场的商业巨子而言，MBA课程真能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真正看重的，不是书，而是人——跟他们一起上课的这帮同学，将来很可能就是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太学也类似，因为，能在这里上课的，都是贵族子弟，于杨坚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13年的佛寺生活，杨坚的心智比之一般同龄人要成熟得多，他深沉严肃，不苟言笑，少言寡语，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以至于他的同学看到他时，都不禁肃然起敬。对杨坚的太学生涯，《隋书》只用了八个字就做了概括——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就算是最亲密的人，也不敢对他态度轻狂）。

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因为在一帮贵族子弟面前，13岁的杨坚，很早就展现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领袖范儿。

14岁，杨坚正式开始政治生涯，他被京兆尹（即长安市市长）薛善看中，提拔为功曹（相当于秘书，这应该是个虚职，算是官二代步入政坛的起手式）。

15岁，由于杨忠平定江陵的功勋，杨坚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被封为纪县公；16岁，杨坚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加开府。

这些职位当然多是虚衔，但是，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已经是西魏帝国最高的勋位，可以说，杨坚刚入政坛，就处于一个高得吓人的位置。

杨坚年纪轻轻就到如此地位，只能说是“老子种树，儿子乘凉”了。

彼时的杨忠，在度过了人生最颠沛的岁月后，苦尽甘来，正在到达其政治生涯的顶点，他如今已经名列西魏十二大将军，成为了西魏的核心统治成员。

公元542年，在邙山之战前后，在跟东魏较量了多次之后，意识到实力差距的宇文泰，着手进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创设“府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