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暗渡陈仓”与“定军山” 大北公司海旱事件（第2/6页）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想象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他曾经有一篇奏折详细论及电报在军事中的作用，说理明白，文字浅显，兹转如下，“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砲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

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大北公司开刀。它是整个局势的罪魁祸首，又是中坚大将，若不拿它杀一儆百，别指望其他公司会服服帖帖。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包括大（沽）（天）津线、津沪线、江南的一些支线，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此时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样，电报局里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的副手是郑观应。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淫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陈仓”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自设以争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它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时任上海道的邵友濂已经拒绝过多次大东公司水线登陆的请求，假如大北公司成功登陆，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口子一开，损失就大了。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