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7/16页）

第三节　立储

1899年上半年，表面看来政变后尖锐的矛盾和紧张的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暗地里新旧各方的较量仍在继续，因此不时还有废立的消息传出。5月《字林西报》报道：“北京纷纷传说，谓西六月二十号中朝另立新君，闻践位者为恭王之孙，又有谓为五王爷之孙者，西后恐不能复秉大权，实深焦虑。”《知新报》转载这一消息时，将信将疑。[76]

9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因光绪服药日久，未见大效，将通晓医学被征召来京随同太医院诊脉的山西汾州府同知朱焜、广东驻防汉军监生门定鳌饬往原籍。此事非同寻常，引起海内外颇多猜疑。郑孝胥在9月8日的日记中判断：“此事何用宣诏？恐朝中有变。”[77]门定鳌回粤后声言：皇上实系无病，所有脉案，俱系太后令其照开，故门君愤惋请回。[78]同日香港《士蔑报》报道:}qc据上海某报之言，谓得接北京消息，知西后所造之铁屋，乃所以监禁光绪皇帝于其中，定于本月废位，而另以一九龄童子继位，仍以西后训政，此童子名溥巽，乃澜公之子云。

9月10日该报又报道:

中国皇帝阴令心腹内监持密诏往与日本公使，求其转达日皇，设法相救，谓事机极急，稍迟则不独政权无再操之日，即身命亦恐不保。[79]这时京师内外，传言纷纷，互相歧异，真伪莫辨。或谓光绪病重，陷于慢性肾脏及心脏之痼疾[80]；或称春明大有佳音，康有为将归国[81]；或“都中消息，极为骇人”，令人不明就里，忧心忡忡，四处打听，“实在如何，尚望详示。外患如此，而继以内忧，恐人将乘吾隙矣”；甚至有传闻说，“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大约俟迁居雍和宫后，必须有一番争论”。朝内各官分为两派，刚毅若回京，必然助庆。[82]

在传言四起、朝野上下惴惴不安和海外商民接连不断的归政呼声中，旧历己亥年即将过去。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900年1月24日，清廷突然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是为己亥建储。此举几乎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目的之一，可能也的确在此。

建储似乎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既没有保皇会所要求的归政，也没有守旧党所期望的废立。就前者而言，或认为政变后西太后一直蓄谋废立，并无归政打算，海外商民的归政诉求，只是延缓了废立的时间。1899年6月20日，宋恕函告孙仲恺:

近闻政府已与鄂帅议定：“将行大事，先集兵二十万于京畿。”再与鄂帅订定：“如南洋刘帅有异言，即以湖北兵制其上游，事成，以两江总督永归鄂帅。”大约大事不能出今年以内。其大事为何，则心领神会而已，不忍言也！

12月30日他再次函告孙仲恺:

太后万寿，海外数百万商民合词电致译署祝寿，并热切请归政皇上。京师大事之举，部署本已大定，因此之故又暂从缓。执政者言于太后曰：“海外数百万商民之请归政，皆康、梁所指使也。故非先杀康、梁不可行大事。”因此有发明谕购康、梁之举也。[83]不过，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即正是大批海外商民要求复政，并与康、梁连成一气，令西太后感到恐惧，于是重下决心，再行废立。而其间当朝执政的守旧官僚起了推波助澜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1899年10月上旬，清廷两度发布上谕，因旱灾将成，诏诸臣各抒傥论。25日，翰林院编修沈鹏应诏草天灾直言折，矛头直指后党要员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认为清朝官制，内外相维，军机大臣，不掌兵权，而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北洋各军、武卫五军乃至江南练兵，均归节制，南北重权，集于一身，如果其或生异心，难免为曹操、董卓再世。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凡此二臣所为，皆足感召天灾，诚收荣禄之兵权，以杜异谋；黜刚毅之言利，以平民怨，则人祸息而天灾纾。”太监李莲英私窃威福，天下公愤，应明正典刑，以震慑权奸而风厉天下。折送至总署，总署以体制不合，格不得上。

一个月后，沈鹏再上应诏直言折，正式要求如今“为皇太后计，则归政之时也”，同时指荣禄、刚毅、李莲英等“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党，权震天下，威胁士民，隐与君上为仇雠，“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而“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纵之，生杀之，皇上之才，非其敌也”。要求太后乘训政之时，“分荣禄之权，惩刚毅之暴，戢李莲英之毒，以绝一切不轨之谋，弭将来无穷之祸”。[84]

沈鹏的两次奏参，“直声震天下，虽格于堂官不得上，而海内外传诵，译稿通于外洋，几乎洛阳纸贵”。上海《中外日报》《沪报》皆登其文。[85]。11月中旬，南下筹款的刚毅回到北京，趁机将海外商民请求归政的消息透露给慈禧，并且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宋恕称:

己亥秋后，刚毅又力请速了大事，献策曰：但以虚美名目削坤一之兵权，则必不至激变。坤一既解兵权，则大事可速了。……而刘坤一“着即来京陛见”之旨不久而下矣。军机传电：“太后深念老臣，渴欲见面一谈劳苦。”以此虚优，骗安湖湘之心。一面命新署督于封印时候赶接印，印已交，而京师大事之公文即刻办齐，将于廿七八日下禅位诏于天下，改元保庆而弑旧君。盖从某大臣计：待于岁晚书信鲜通、报纸停刊、人事鲜暇之机会，赶了此一大事，可以万全。[86]

刚毅回京后递手折开列各省督抚从违之意，“极言惟刘坤一最与圣上意合”，又“谓去年政变时，刘独有电阻梗废立，今议立嗣大事，不先去之，彼必有碍大局。故太后立意解其兵权”。[87]其时荣禄曾密电试探刘坤一的口风，后者答称“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意上”[88]，仍然坚持反对废立。

召刘坤一进京陛见在12月24日，在此之前，主要是设法除康。是年10月，康有为以探望母亲病重为名，从美洲东返香港，令清廷感到紧张，加紧行刺计划。其时刚毅恰好在广东，忧虑颇深。皮锡瑞记文廷式所言:

党祸不足虑。现在空捕康、梁，并王照不问。因康到澳门之故，二人讪长信太甚。长信宁亡大清，必诛康、梁，不至株连他人。[89]

刚毅返京后，“常常专注拿康，危言耸论，不知又加几许”[90]。在其推动下，清廷先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其实是“西后因各外埠华商电请归政之事，特命李赴南洋，借查察商务为名，欲以观商人之意向，设法劝诱，使向西后而背皇上”[91]。继而改派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暗中主持绑架暗杀康有为以及抓捕保皇会员亲属之事。又发布上谕，悬赏购线，以除康、梁。鉴于环境日趋恶劣，康有为只得远避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