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不断地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地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荡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有狭隘种族复仇之嫌，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地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则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与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去看围绕正气会和自立军的宗旨矛盾与争论，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意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只有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才能如实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
注释:
[1]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2页。 [2]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5页。 [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3页。 [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5]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葆贤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第421页）。 [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页。 [8] 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03页。 [9]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3页。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11]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1197页。 [12]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页。 [13] 详见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45页。 [14]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关于救助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之件》，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37—1238页。 [1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416页。 [16] 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第1116—1174页。 [17]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1册，第509页。文廷式与孙中山会面时间，为3月5日。见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62页。 [1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8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7页。 [1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20]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8页。 [21] 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 [22] 明治33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9月2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971号。 [23] 明治33年9月7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36号，9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61号，9月14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85号。 [24]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页。是函写于1900年10月中上旬。 [26]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致陶亚魂柳亚庐书》，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40页。 [2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页。 [28]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6页。 [29]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5页。 [30] 1900年8月8日《来书》，《中国旬报》第19册，1900年8月9日。。 [31]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32] 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9页。关于如何处置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之间似有某种默契。梁启超曾劝告康有为退隐林泉，闭门著书。这与汪康年一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各派均不希望康有为归国。这也是自立会与保皇会的明显不同。 [33] 1900年2月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页。其时章与康、梁均有通信，此为概述来信大意。 [34] 《致办事人书（二）》，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35]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2页。 [36]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48—553页。是为保皇会电报密码中的办事暗码第434、435条。 [37] 《香港兴中会章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