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9/10页）
[47]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912、2948页。 [48] 丘逢甲：《柏庄诗草》；丘琮：《岵怀录》，引自徐博东等：《丘逢甲传》，第37、50页。 [49] 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757—758页。 [50] 《在南洋大吡叻埠的演说》，原载《天南新报》1900年6月4日，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827页。。 [5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7页。 [52]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53]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21页。 [54] 康有为：《我史》，第23页。 [55]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2页。 [56] 均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193页。 [57] 1900年6月20日前《致徐勤等书（五）》，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 [58]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广西巡抚黄槐森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上册，第270页。 [59] 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4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之729。 [60]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第3卷第2061页、第4卷第2210页。 [6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第3093、3095页。 [62]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8、16页。陈宝箴于1860年入京会试，留居三年，与易佩绅、罗享奎最相得，“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有三君子之目”（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陈三立著，钱文忠标点：《散原精舍文集》，第69页）。 [63]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见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34页。 [64] 秦力山：《汉变烈士事略·荼蓼子》，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17页。 [65]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见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47页。 [66] 日本外务省档案，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关于救助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之件，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38页。 [67] 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 [68] 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673页。 [69]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第542页。 [70]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六，第331页。 [7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六，第388页；《台海思痛录》，《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1期。 [7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五，第124—126、133—135页。 [7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四，第142页。 [74]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乙未四月廿二日至五月朔，第492—495页。 [75] 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4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之729。 [76]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五，第186页。祭仲，春秋郑大夫，为宋国要挟，废昭公改立厉公。鬻拳，春秋楚大夫，尝以兵强谏楚文王，王惧而从之。《刘坤一遗集》第5册所录文字与此稍异。 [77] 俞明震：《台湾八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六，第388页。 [78]《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79] 明治31年10月23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大隈外相，兵发秘第486号。 [80] 王韬著，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扶桑游记》，第182—193、308页。 [81] 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94辑。 [8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戊戌三月初九、十四日。吴瀚涛自认为姚广孝后身（《赠剑华道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443页）。 [83]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358、1344、1346页。 [84] 《中国女学堂缘起》，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181—182页。 [85]明治31年10月23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大隈外相，兵发秘第486号；明治31年10月2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大隈外相，秘甲760号。 [86] 《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1900年1月26日。 [87]《历史档案》刊载此函原注为“曾纪泽之子，指曾广钧”。据《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同治十年，曾纪泽子广铭早殇，由弟纪鸿三子广铨入嗣。广钧为纪鸿长子。同治十二年，纪泽妻刘氏生子广銮，日后袭爵，任左副都御史。因过继时曾国藩明示即使纪泽再得子亦不必退还，广铨依然留在长房。此处纪泽之子应指广铨（《曾宝荪回忆录》）。 [88] 藤谷浩悦：《戊戌变法と东亚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 [89] 关于吴瀚涛与孙中山的交往，《国民日日报》刊载《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一文称：“《盛世危言》一书为皖人吴瀚涛所撰。吴昔与孙逸仙交，其书半皆成于孙。后吴应郑之请，故执其说，以售之获多金。”（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41页）孙中山自称被《盛世危言》采用的文稿有两篇，陈少白亦如此说，其中一篇为《农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页）。亦有学人对此表示异议（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434页）吴与郑观应相交数十载，在招商局同事十余年，“朝夕对案办公”，为患难之交。吴瀚涛称郑氏“所有公牍，皆弟代劳”，有时甚至连郑的日记亦由吴代笔（《复吴剑华道友》附录吴君剑华《致宗荫侄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929—933页）。孙中山所写文稿，可能是先提交给吴瀚涛，然后辗转归郑。曾广铨此后与孙中山的牵连不少。伦敦被难后，曾一路跟踪孙中山由欧美抵达日本。1898年访日期间，又与孙有所接触。庚子在广州担任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