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5/9页）

北方局势的变化，也牵动着岭南政局。6月18日，清廷电令李鸿章北上。“北乱李行”的消息传出，给保皇会在粤行动带来一线曙光。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58]，打算改变战略主攻方向。但这一变更遭到邱菽园的坚决反对，迫使康有为回到原定方案。康将此事函告叶湘南:

吾始以力薄，故全力图东栈，然岛力欲羽异西，吾亦以为立不败之地，极佳。……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岛甚谆谆于是，吾亦未尝不以为然。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驱为要，长驱仍以翼为之。[59]

其实，康有为在战略决策上并非如此果断坚决，举棋不定，华而不实，才是保皇会勤王的行为特征。

新加坡华侨对于保皇会的组织发动与联系也有所影响，保皇会在两广所倚重的丘逢甲、陈紫瀛、唐景崧等，均与邱菽园早有交游。1899年，丘逢甲、黄遵宪等人在粤筹组保商局，陈紫瀛参与其事，邱菽园与丘逢甲通信中，曾询问其踪迹。不久，陈赴香港，与邱菽园订交，丘逢甲得报，庆幸“天下有心人，声气无不投者”[60]。丘逢甲原来答应出面主持广东方面的勤王行动，不料返乡时潮汕一带遭受鼠疫，多位至亲惨遭不幸，巨创之下，隐居不出。陈紫瀛则从4月与陈翼亭相合[61]，一直积极参与勤王活动。他是勤王正军的九位主将之一，在自立军的富有山树义堂中，又和邱菽园名列正龙头[62]，地位极高。

第三节　因嫌生隙

新加坡华侨为勤王事业捐献巨款，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联系。而保皇会的康门师徒多为坐而论道的书生，缺乏办事能力和勇气，尤其拙于秘密武装活动，选材用人，组织联络，策划调度，筹款购械，处处好大喜功而力不从心。康有为曾经抱怨华侨“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何况邱菽园捐出巨款，连康有为也承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此次大事全藉菽园乃有所举”[63]，其期望值自然较一般华侨更高。双方的矛盾摩擦多由这一反差滋生。

保皇会的勤王计划，一开始摊子就铺得过大，远非其人力财力所能承受。梁启超筹款百万之想已有几分梦幻色彩，后来还不断膨胀，托几位美国人借款1000万。结果耗去2万本金，毫无所获。他在檀香山半年，“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直到6月中旬，寄往日本和港澳的不过2万元。[64]这引起邱菽园的不满，“颇有过言”。7月间，康有为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美洲各埠，也所得区区。[65]在此情况下，保皇会只得一味依赖邱菽园的捐款。而澳门总局办事人又举措失当，所用非人，以散财招伙之法，网罗两广豪强，结果愈益滥支，虚糜太甚，受骗实多，款已用尽而事不能举，甚至情报不灵，音讯不通，令邱菽园等人大失所望。

六七月间，形势危急，邱菽园等人每日前来询问消息布置，而康有为“一辞莫对”，身为全军统帅，连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也一无所知。6月27日，正当康有为在新加坡“日夜与铁、觉商，与岛辨，为西事办否，今日尚辨驳无已，思辨无穷”[66]之际，忽接徐勤电告，陈翼亭已经出发，后来又证实陈并未移动。对此邱菽园“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又虑我等多费而无成也，至云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此语极难闻”[67]。

这时邱菽园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已经扩而大之，对总局办事诸人皆有微词，康有为担心“我等收其多金，彼心热望深，再若迟之，彼或疑我等浪费乾没，谣言一起，则事无可为矣”。但又明知办实事有心无力，因而关注重心有所转移，勤王与筹款的位置互易，即勤王由目的变为手段，筹款则由手段变为目的。他说:

若我等再迟不起，恐有它变，我等实对不住，无论如何再不敢开口问取也。顷暹、吉亦开捐，若能起，岛更高兴，尚可多出，则外埠踊跃，源源而来。澳洲谓尚有二万未汇，然今须起后乃敢催之，否则责望不得，人心渐散，哗谤大起。[68]

为此，他不顾时机成熟与否，指示各路“以速为主”，导致汉口自立军仓促行动。

不过，康有为也有难言之隐，其自居圣人，心高气傲，在邱菽园等人的催逼下，他一方面力不从心，无以回报，颇感欠咎，另一方面难免滋生寄人篱下，失势受气之怅。他虽力劝邱菽园息怒发款，“然已费多少曲折解慰求请乃得此”[69]，心中郁积着一股闷气，这在以教主自命的康有为也算勉为其难。4月间，他曾想远游澳洲，一走了之，被梁启超等劝阻，梁在函请邱菽园出面“力尼此议”时，对后者“冒险难，排众议，以作东道”的义举加以赞誉，并主动担负筹集巨款之责，以改变“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70]的窘困，似乎折射出康、邱间因嫌生隙的行迹。

自立军之败加深了邱菽园等与康门的分歧。本来勤王计划的动议者是唐才常，但他主张各派联合大举，又以“借勤王以兴民政”为宗旨，得到梁启超、汪康年、孙中山等各派的支持，长江中下游成为联合大举的中枢。然而，此举有意无意间触犯了康有为，除了宗旨上后者“深恶痛绝民主政体”[71]，以保皇作手段不为其接受外，更重要的是唐才常、梁启超、汪康年等人都不愿在未来以民政为基础的新政权中为康有为预留位置，而且三人均与主张倒满洲的孙中山有所联系。加上主持澳门总局的康门弟子抱有门户和畛域之见，保皇会倾全力运动两广，对长江方面不能予以有力的支持，尤其在饷械的分配上，厚此薄彼。这与梁启超、邱菽园的态度明显有别。

邱菽园与唐才常虽素未谋面，却早有联系。1897年邱途经香港赴新加坡之际，在友人处看到《湘学报》，知道唐才常其人，与之通信。1899年12月正气会成立，“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于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鍖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72]。翌年春初，唐才常将所著《觉颠冥哉内言》四卷寄赠邱菽园。[73]

邱、唐之间的联系，因梁启超的支持而得到加强。梁对于澳门总局的偏心早已有所察觉，多次函告：“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所有急需，乞就前者金山会款及南中菽款接济之”；“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不分畛域。”并让唐才常等“有急需者尚请先商之于星洲诸贤可也”[74]，而康有为和澳门总局仍怀私心，暗中做些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