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6/9页）

第四节　死而不靖

庚子革、保两派在广东相继失利，整个中国也从义和团事变的大乱中逐渐平静下来，这种平稳显然并不适合于盗匪的活动。此时南海县的主官换成了素有能吏之称的裴景福。裴氏安徽霍山人，以名进士为宰粤东，屡任剧邑，“所至号称难治，而睫闇治之辄裕如”。或谓“每治事与民语丁宁委婉，若恐重伤之者，而治盗恒用重典”。[61]前此在番禺县任内，一月之内破获前令积年盗劫案凡五十桩，令广州知府击掌赞叹。[62]

1899年底，南海县令出缺，调任朝阳县的裴景福署理。李鸿章到任后，认为原南海县令办事尚属周妥，无庸另行调署。[63]但稍后裴景福还是接任南海县，并且连任到1903年被岑春煊参革流放为止。任内裴景福继续显示其酷吏本色，加强对盗匪的打击和镇压，仅从《申报》的报道看，几年中公开处决盗匪的频率和人数都有大幅度增加。在南海县任内仅以站笼站毙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后共有128人。[64]内外交迫之下，区新一度不得不逃往广西梧州等处藏匿，以避风头。

不过，庚子以后，中国各种严重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依然如故，前此造成统治秩序紊乱的社会势力继续活动，清政府对待归降的盗匪又不能餍其所愿，甚至从来就不打算兑现承诺。如李昭投降后，虽协同清军“弋获匪党多名”，官府仍然认为“尚无大功可记”。[65]傅赞开降清，署粤督德寿电询在上海的李鸿章处置之法，后者答称：“战事计日可平，无须若辈效用。”于是德寿将傅赞开等108人“尽隶黄得胜麾下，建功赎罪”。[66]

盗匪秉性，本来就反复无常，受到冷遇，自然更不驯顺。傅赞开降后，西北江仍有匪人持其名片索取行水，并且开枪拒捕，将赶来镇压的安勇打伤数人。[67]当局虽指为假冒，未必不是傅氏或其部下重操旧业。与傅赞开同时降清的陆西干，被派归肇庆协吉镇军部下效力赎罪，“以为从此可以革面洗心矣。不意近日忽又纠集党羽，大开博塞之场”。地方绅士为此赴督辕禀控，粤督下令查办。[68]李昭降清后，仍向各处勒收行水，被绅士密禀当局，官府乘其因事来省之际，派人拘至五仙楼清讯。[69]

李鸿章离粤后，各乡剿匪措施有所松弛，前因粤东缉捕甚严无处容身的区新，从广西梧州潜回南海县境西樵埠，“纠合党羽，在官山海口向来往各船勒收行水”。1901年1月，被官府眼线侦悉，“报知是处卓字营管带某君，某君立即督率勇丁前往兜拿，区匪竟敢出而抗拒，互相轰击，反被枪毙勇丁一名，仍未擒获”[70]。李昭等人又再度叛清，与区新合为一股，活动范围也不限于南海一地。1901年10月，番禺某店司事关凤俦具词赴县控称：著匪区新等与其党羽设立英义堂名目，屡次致函打单勒索。[71]

由于地方不靖，为官不易，本来应是肥缺的两广总督之职，竟被视为畏途，鹿传霖以“力难胜任”再三推托，改调陕甘总督陶模，陶也声称：“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72]

1901年初，与区新潜回南海几乎同时，陶模终于南下接任。其督粤期间，对于新政改革颇为热心，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至于平靖地方，虽然不是特别用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1901年9月，南海县局绅、举人陈文蔚以盗匪猖獗、掳人勒赎等词控诸督抚二署，陶模、德寿等除径饬广州协南海县严密查拿外，下令缉捕总局半月内将陆畅、区新、谭郁、陆亮、岑剑等悉获究办，“不论军民人等，如能速将各犯获送，定即从优奖赏。绅耆包庇，查出即照窝盗论，决不宽贷”[73]

区新自李昭、傅赞开降清后，“独该逆怙恶不悛，其弟区湛凶悍尤甚，李、傅之徒既散，该逆之势益盛，枪械精利，党与众多，拜会敛财，打单掳劫，商船则勒收行水，农田则逼缴护费，广、肇两属遭其蹂躏几无虚日。官兵剿拿，俨然劲敌，屡被拒杀，迄未就擒。该逆行踪诡秘，又常往来于香港、澳门，散布谣言，摇乱人心，所以为患于粤东者已非一年”[74]。1902年4月，南海安隆砖窑接连接到义和堂著匪廖珠、廖时、区新等来函打单银若干，限期送至某处，否则炮火从事。业主无力交银，投诉于局绅陈文蔚，后者再度赴省向各衙门禀告。[75]

　　1902年的大明顺天国密谋，官府也认为“为首者实著名巨匪区新、刘大婶，招集逆党数千人，约期作乱”[76]；参与其事的苏焯南等人，则是1900年兴中会谋取广州计划的执行人，与区新等有所联系。据说区新在官府的追捕下，曾逃往新加坡，回国后在新会崖门附近据山为巢，招纳亡命，“且区自出洋后，颇好读兵书，闻有新译之本，多方托人代为访购，其于山川险要皆测绘为图。去冬尝与他党争据某山，区登高指挥，动中窽妙，他党不谙地势，遂为所败。日前会党闻其名，特收为羽翼”。洪全福起义事败，区新再度亡命外洋。[77]

1903年5月，接替病逝的陶模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抵达广州，岑氏庚子护驾有功，得到西太后的宠信，在清末政坛上迅速崛起。他对于整顿吏治颇有一套办法，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粤督任内参革广东地方官员千余人，对于镇压民变、安靖地方也有一套铁腕工夫。清廷先后用他任四川、两广总督，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平定当地的会党游勇叛乱。

岑春煊抵任后，很快发布除暴安良示，为各地方官、各营将弁、各处绅民及被贼胁从悔罪来归之人要约赏罚条件，分别开列“各地方官当知十三条”“各营将弁当知八条”“各绅民当知六条”和“各匪悔罪来归者当知六条”，保奖结合兵团保全地方，剿除肃清匪患，越境助剿，实力练团，拿获匪首，安顿饥民，办赈有效的官吏、将弁和绅民，凡剿办不力，知情不报，扰民冒功，甚至通匪济匪者予以严惩。悔罪来归者分别情形予以安置奖赏，尤其鼓励引领官兵进剿；著名匪首若能擒杀相当著名之匪首，或携带军火五十件以上来降者，亦可免死录用。[78]是年科考，岑春煊于第三场另出五题，鹤山县士子应对的七十余人中，有六十余人力陈该县盗风猖獗，当地盗匪串同著匪区新、谭二、罗永等打单勒索，请为严办。[79]

此外，岑春煊还设法查知两广地方私运军火的三条路线，下令严密盘诘，以绝盗匪武器来源，并悬赏洋银两千元，擒杀区新。与区新同时的马王海等大股盗匪相继被清军剿灭。

岑春煊抵任之初，因广西的游勇暴动声势浩大，重心不得不倾注于西。1903年底，岑春煊从广西浔州回到广东，查访情形，知区新“生长本地，窟穴甚多，非重兵不能扼其窜越，非确线不能得其踪迹，因严饬统巡水师候补道李准重资购线，密调水陆各军，于西樵一带遥遥扼要驻扎。探知该逆掳掠归巢，确在区村，遂令各军抽队渐渐逼近”。其间岑春煊密札李准，限期一月捕获区新，后又责成把总潘斯铠，以十日为限。李、潘二人熟商，担心区新察觉远飏，不敢稍露声色，由潘斯铠派线人佯招区新投降，使其不致远逃，又密派兵勇或伪作乞儿，或扮成小贩，日夜伺区新之出入，并绘制匪巢要隘地图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