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冈好一在《知新报》馆，也一直关注康、孙两党的动向。1900年底，他从澳门发出《康孙两党ノ近情》的通信，报告有关情况。汉口自立军失败后，广东的保皇会员一度情绪激昂，日夜密议，准备纠合长江一带的同志，再兴武力。后鉴于内外形势，轻举难以奏功，转而取慎重态度，专以养成实力为名，努力募集保皇会员。孙派煽动三合会在惠州树起反旗，一时猖獗，颇为内外人所注意。但盗贼的乌合之众，难以成事，如今已如线香火花，陷于沉寂。革命党在惠州暴动前后试图利用勤王党的财力，频频踏足《知新报》馆，谋求两党联合，均为康党谢绝。因此孙派同志怨恨康党的无情而鸣不平。史坚如谋炸广东巡抚德寿前十天曾造访松冈好一，悲伤唐才常之死，慷慨纵谈。[102]可见广东支部虽然撤销，东亚同文会并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他们有必要避免直接参与当地的反清活动，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些活动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直到两派行动均告失利，东亚同文会才最终放弃恢复广东支部。
东亚同文会这类组织，成员的来源不一，活动有明暗两面，其在华分支机构，又与中国各派人士联系广泛，不同派系者政见、策略及活动方式往往各异，要认识其具体活动的真实意图，必须以中外各种相关的公私史料互为印证，才能去伪存真，再现轮廓，从明暗两面把握其动向。否则，坊间传闻与事后回忆，固然不足征信，单凭组织本身的文书，也很难透视暗的一面，完整地重建信史。
注释:
[1] 《东亚同文会规则》，《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2月。引自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6页。 [2] 《东亚同文会支部规则》，《东亚时论》第9号，1899年4月。 [3] 《东亚同文会章程》，《知新报》第93册，1899年7月18日。 [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第404页，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638页。其余各支部管辖范围是：上海的东部支部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北京的北部支部负责直隶、山东、山西、东三省及陕西的三分之一、甘肃的二分之一、河南的黄河以北，汉口的中部支部负责湖南、湖北、河南的黄河以南、陕西的三分之一、贵州的七分之一，重庆的西部支部负责四川、甘肃的二分之一、云南的四分之三、贵州的七分之四。 [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81—784页。 [6] 《会报》，《东亚时论》第4号，1899年1月。 [7] 《高桥谦》，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91页。 [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9] 《会报》，《东亚时论》第9号，1899年4月。 [10] 《会报》，《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原口闻一是最早加入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之一（《会报》，《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1月），其身份又称“清国派遣员”（《会报》，《东亚时论》第15号，1899年6月）。同时派往其他支部者有佐佐木四方志、村井启太郎、桑田丰三等。 [11] 关于田野橘次的身份，东亚同文会的文献无明确记载，断为广东支部成员的依据是：一、田野为最早加入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之一。1899年4月《东亚时论》第9号《会报》登记的3月31日在籍会员中的田野桔二，即为其人。1898年11月《东亚时论》第1号《会报》所列会员名单，田野桔二的住址为“在清国澳门《知申[新]报》内”。二、戊戌政变后，万木草堂解散，田野先避往香港，然后赴澳门任新闻记者（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田野桔治君》，第872页），参与了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多项事业，如任广东同文学堂教习等。其活动也往往与高桥谦、原口闻一等共同进行。 [12] 《会报》，《东亚时论》第13号，1899年4月。年龄限制疑有误。 [13] 其中山下稻三郎入会最早，为1898年12月（《东亚时论》第2号，1898年12月），1899年1月曾被该会派往汉口（《会报》，《东亚时论》第6号，1899年1月）。松冈好一为1899年4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其余四人为1899年8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1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页。 [15] 《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 [16] 《会报》，《东亚时论》第14号，1899年5月。 [17] 《会报》，《东亚时论》第15号，1899年6月。 [1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19] 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638—644页。 [20] 《会报》，《东亚时论》第13号，1899年5月。 [21]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22] 《会报》，《东亚时论》第16号、18号，1899年7月、8月。 [23]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廖平子《庚子壬寅及庚戌间之革命拾遗》称会址在广州城西关宝庆新街（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58页）。1899年7月18日《知新报》第93册刊登的《东亚同文会章程》写明：“广东分会设在省城西关观音桥观贤坊，请认东亚同文会门牌。”该章程系高桥谦亲自寄到《知新报》，并嘱刊登，名称会址与《东亚时论》所载相符。另廖文指宫崎寅藏、平山周亦为广东支部成员，不确。 [24]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被选送汕头者应为山下稻三郎，后由熊泽纯之助接替（参见《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2、32、39号《汕头通信》）。 [25]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26] 其中熊泽纯应为熊泽纯之助，其省略名字大概是为使中国人感觉亲近。 [27]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28] 栗田尚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 [29] 《会报》，《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30]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广州创设时敏学堂公启章程》，《知新报》第53册，189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