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7/9页)

松冈好一在《知新报》馆,也一直关注康、孙两党的动向。1900年底,他从澳门发出《康孙两党ノ近情》的通信,报告有关情况。汉口自立军失败后,广东的保皇会员一度情绪激昂,日夜密议,准备纠合长江一带的同志,再兴武力。后鉴于内外形势,轻举难以奏功,转而取慎重态度,专以养成实力为名,努力募集保皇会员。孙派煽动三合会在惠州树起反旗,一时猖獗,颇为内外人所注意。但盗贼的乌合之众,难以成事,如今已如线香火花,陷于沉寂。革命党在惠州暴动前后试图利用勤王党的财力,频频踏足《知新报》馆,谋求两党联合,均为康党谢绝。因此孙派同志怨恨康党的无情而鸣不平。史坚如谋炸广东巡抚德寿前十天曾造访松冈好一,悲伤唐才常之死,慷慨纵谈。[102]可见广东支部虽然撤销,东亚同文会并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他们有必要避免直接参与当地的反清活动,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些活动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直到两派行动均告失利,东亚同文会才最终放弃恢复广东支部。

东亚同文会这类组织,成员的来源不一,活动有明暗两面,其在华分支机构,又与中国各派人士联系广泛,不同派系者政见、策略及活动方式往往各异,要认识其具体活动的真实意图,必须以中外各种相关的公私史料互为印证,才能去伪存真,再现轮廓,从明暗两面把握其动向。否则,坊间传闻与事后回忆,固然不足征信,单凭组织本身的文书,也很难透视暗的一面,完整地重建信史。

注释:

[1] 《东亚同文会规则》,《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2月。引自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6页。

[2] 《东亚同文会支部规则》,《东亚时论》第9号,1899年4月。

[3] 《东亚同文会章程》,《知新报》第93册,1899年7月18日。

[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第404页,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638页。其余各支部管辖范围是:上海的东部支部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北京的北部支部负责直隶、山东、山西、东三省及陕西的三分之一、甘肃的二分之一、河南的黄河以北,汉口的中部支部负责湖南、湖北、河南的黄河以南、陕西的三分之一、贵州的七分之一,重庆的西部支部负责四川、甘肃的二分之一、云南的四分之三、贵州的七分之四。

[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81—784页。

[6] 《会报》,《东亚时论》第4号,1899年1月。

[7] 《高桥谦》,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91页。

[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9] 《会报》,《东亚时论》第9号,1899年4月。

[10] 《会报》,《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原口闻一是最早加入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之一(《会报》,《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1月),其身份又称“清国派遣员”(《会报》,《东亚时论》第15号,1899年6月)。同时派往其他支部者有佐佐木四方志、村井启太郎、桑田丰三等。

[11] 关于田野橘次的身份,东亚同文会的文献无明确记载,断为广东支部成员的依据是:一、田野为最早加入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之一。1899年4月《东亚时论》第9号《会报》登记的3月31日在籍会员中的田野桔二,即为其人。1898年11月《东亚时论》第1号《会报》所列会员名单,田野桔二的住址为“在清国澳门《知申[新]报》内”。二、戊戌政变后,万木草堂解散,田野先避往香港,然后赴澳门任新闻记者(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田野桔治君》,第872页),参与了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多项事业,如任广东同文学堂教习等。其活动也往往与高桥谦、原口闻一等共同进行。

[12] 《会报》,《东亚时论》第13号,1899年4月。年龄限制疑有误。

[13] 其中山下稻三郎入会最早,为1898年12月(《东亚时论》第2号,1898年12月),1899年1月曾被该会派往汉口(《会报》,《东亚时论》第6号,1899年1月)。松冈好一为1899年4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其余四人为1899年8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1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页。

[15] 《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

[16] 《会报》,《东亚时论》第14号,1899年5月。

[17] 《会报》,《东亚时论》第15号,1899年6月。

[1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19] 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638—644页。

[20] 《会报》,《东亚时论》第13号,1899年5月。

[21]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22] 《会报》,《东亚时论》第16号、18号,1899年7月、8月。

[23]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廖平子《庚子壬寅及庚戌间之革命拾遗》称会址在广州城西关宝庆新街(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58页)。1899年7月18日《知新报》第93册刊登的《东亚同文会章程》写明:“广东分会设在省城西关观音桥观贤坊,请认东亚同文会门牌。”该章程系高桥谦亲自寄到《知新报》,并嘱刊登,名称会址与《东亚时论》所载相符。另廖文指宫崎寅藏、平山周亦为广东支部成员,不确。

[24]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被选送汕头者应为山下稻三郎,后由熊泽纯之助接替(参见《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2、32、39号《汕头通信》)。

[25] 《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26] 其中熊泽纯应为熊泽纯之助,其省略名字大概是为使中国人感觉亲近。

[27]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28] 栗田尚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

[29] 《会报》,《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30]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广州创设时敏学堂公启章程》,《知新报》第53册,189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