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先秦以来的游侠风尚，早已化为士林性格的有机成分，荆轲、聂政更是无数少年风靡崇拜的偶像。1905年梁启超编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起曹沫，讫李广，并准备续编至张汶祥，传列历代名将侠客。其用意不仅“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88]，更隐含为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寻找合理依据之意，以证明它与正统士风的契合。当然，圣王之道毕竟两歧，保皇派只好在致圣的幌子下，大行争霸之道。只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功力，没有值得炫耀的业绩，不得不避讳遮丑罢了。
注释:
[1] 《与志贺重昂笔谈》，《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2]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33—137页。 [3]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8页。 [4]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37页。按该书将两人姓名隐去。据《康南海自编年谱》，1898年10月15日，陈士廉与梁元理“曾冒险难走京师”，欲偷运康广仁遗体南归。此事日本政府曾通报其驻华外交机构（《与志贺重昂笔谈》，《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据查，宫崎于1898年9月29日在香港与康有为取得联系，10月19日陪康赴日。北上行刺二门生出发于康离港前数日。另据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知新》同人书：“去年以来，介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5页）。陈字介叔。则北上二人应为陈士廉、梁元理，主要目的是暗杀行刺。 [5]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1—102页。 [6] 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徐勤书称：“麦事弟向不与知，故亦不敢妄议。但去年数次经营北事，不就手犹可言也；至于今年经营豚事，数月不就手，不可言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8页） [7]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40页。 [8] 1909年11月26日《关炳致康有为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62页。 [9] 明治32年1月21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9号。4月，又有以保皇会为目标的刺客抵达日本的消息。明治32年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 [10] 明治32年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 [11] 1899年4月14日汪大燮来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02页。 [12] 1899年7月3日汪大燮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08页。 [13] 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第651页。 [14] 明治32年10月26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14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10号；10月2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30号。 [15] 1899年12月28日汪大燮来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12页。 [16] 1899年11月27日李鸿章《致上海虎城》：“昨面奉懿旨，令设法捕逆，已奏明仍交尊处妥办。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870页）。 [17]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870—871页。关于刘学询与除康之事，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年。 [18] 《康南海先生墨迹》，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9页。关于此事，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为：“某夜，刺客忽至，相距仅尺许，先君大呼闭门，印警至，贼始走避，门人狄楚青及唐才常犹在楼下谈也。又买邻房穿地道，拟以炸药轰之。”（康有为：《我史》，第66页） [19]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873—875页。 [20]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54页。 [21] 同上书，总第4470—4471页。 [2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5，第66—67页。 [23]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3页。 [24] 1900年5月19日《与同薇同璧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9页。 [25] 孔祥吉：《孙中山康有为早期关系探微》，《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第1894—1896页。 [26]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7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27] 1900年3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6页。 [28] 1900年3月28日《复诚忠雅三君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9页。 [29] 1900年4月4日《致康南海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 [30]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 [31]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 [32] 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致罗普书，郭世佑：《梁启超佚函中的绑架刘学询方案》，《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实此函并非绑架，而是暗杀，前一方案为直接下手，后一方案则先得其款再下手。 [33]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2页。 [34] 1900年4月20日《致〈知新〉同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5—226页。 [35]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8—239页。 [36] 1900年4月25日《致北京盛京堂》，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910页。 [37] 《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1990年第1期。 [38]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7—198页。 [39] 梁启超：《上粤督李傅相书》，《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五》，第55—63页。 [40] 1900年6月17日《与港澳同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7页。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称：“于时李文忠失督粤，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266页）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与革命党有所联系，而保皇会虽有利用之心，敌意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