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2/17页)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

他虽然同意“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但并不赞同“舍钱买侠士”的暗杀策略。“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所筹款项虽不少,既穷精神,又担虚名,

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126]

话虽如此,梁启超毕竟从此不再言革,转而提倡学校报馆等事。1903年底回到日本后,他于次年初函告蒋智由:“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127],并在《新民丛报》载文公开宣告与革命分道扬镳。《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刊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与美洲之行前的《释革》相比,看似都在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探讨革命的可能性,实则后者的主导倾向在于说明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前者却旨在力证中国不能实行以铁血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狭义革命。

保皇会的言革风波,历时六年,至此大抵平息,但影响至为深远,几年后还激起一阵回澜。1908—1909年,已改名帝国宪政会的保皇党内部因振华公司案再度发生内讧,开始不过财务纠纷,后因刘士骥被刺杀,演变为公开敌对,互相揭发。而加给欧榘甲、叶恩、梁应骝一方的罪名之一,则是“借商谋乱”,图两广独立,密谋革命。据说欧榘甲亲笔函称“欲谋乱,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运购军伙,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128]。康有为、徐勤等人指使侨商出面,揭发欧榘甲:

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129]

上述指证,出于双方冲突公开化之后,而且是向清政府申述,不无故意罗织之嫌。但空穴来风,与此事相牵连者,多为曾经言革之人。欧榘甲在1902年几乎被康有为扫地出门之后,依然“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力止劝之”。[130]欧榘甲到纽约为振华公司招股时,“曾对某君言曰:‘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彼到檀香山又密函吾党机关报某君,谓自今以后,切勿攻革命党”[131]。

叶恩也有自立反清意识。早在庚子勤王运动时,康有为就向他表态应允求广东自立。壬寅梁启超等人言革之际,叶恩又“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令梁欣喜“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132]1903年梁启超赴美,与之交谈,继续言革。所以尽管梁启超自辩与振华事无关,康有为仍然不依不饶,1910年还致函斥责道:“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133]

第六节 种豆得豆

保皇会内部由言革而引起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因为言革诸人本身尚在动摇犹疑之中,又有康有为的外在压力,公开的言行难免模棱两可,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即将信将疑,后来学人的看法更是毁多于誉,因而主观意向与客观效应有时并不一致。由此可以引申讨论如下问题。

梁启超等人言革,对于革命党而言并非福音,檀香山兴中会的地盘即在此情形下尽为保皇会夺占,导致双方关系开始恶化。1902年,章炳麟鉴于孙、康两派自相残杀,是“大龟”“两害可殊”的毒计,而“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恐适中大龟之谗搆耳”,因此他虽然觉得双方仇怨已深,难以调和,仍然勉为其难:

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搆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他对于“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134]的分析判断,可谓知情者的洞察。

诚然,梁启超等人言革的进退两难,既有迫于时势的权宜考虑,也有受到康有为压制以及同门牵制的曲隐,在言革的同时,与孙中山一派又有所争夺,欧榘甲在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还故意阻挠其行动。但言革不等于必须归附孙中山,同一革命阵营内部存在派系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亦属正常。况且当时革命还未具备后来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性。可惜梁启超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转而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

在孙中山一面,曾有与梁启超合作,而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尽被其夺占的前车之鉴,又有两派成员在各地摩擦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自己的美洲之行,更遭到保皇会的极大阻力,于是认为梁启超“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对于梁启超在檀香山“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的情形感到“欺人实甚”,尤其愤怒于如此一来,美洲华侨“多盲从之”,保皇会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