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6/17页）
[64] 参见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7、69—70页。 [65] 1902年2月9日章炳麟《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页。 [66] 《〈暴政〉书稿广告》，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38页。是书拟由秦力山与王宠惠合作编著，共分八章，主旨在于反清革命。 [67] 自强：《革命之剑》，《开智录》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1日，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336页。 [68] 1902年4月后《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页。 [69] 1903年1月15日康南海《与任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0页。 [70] 1902年12月黄遵宪《致新民师函丈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4页。 [71] 《英属加拿大各埠保皇会总理叶恩等上粤督书》，《清议报》第92册，1901年9月23日。 [7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是年汇集成册，易名《新广东》，出版单行本，已将“贼”字改易。冯自由《革命逸史》称《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发表于《大同日报》（第2集，第111页），实则《大同日报》发刊于1903年。 [73] 《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74]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 [75] 《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上册，第495—505页。民国时出版的《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辑录此文时康有为加有跋语，谓：“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但文中只提及《文兴报》连载之文而不及《新广东》，当写于1902年8月《新广东》出版之前，5月梁启超去函之后，约在六七月间。 [7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7页。原题为《致欧榘甲等书》，依据内容，直接收信人应为徐勤。孟远，梁启超；云，欧榘甲；力，梁启田。 [77]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8—159页。 [7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2—163页。原书系此函为1903年6月1日，误。函中关于广宗巨鹿民变首领景廷宾被捕事，恐系误传。 [79] 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均撰于1902年春，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1902年9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6号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为题刊登致美洲华商文的部分内容，署“壬寅六月”。汤先生认为“似以壬寅春为是”。致美洲华商文提到回銮半年，清廷回銮之事，一再拖延，直到1902年1月才返回北京，则原署期无误。 [80] 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74—505页。 [81] 1903年10月28日《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34页。 [8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页。 [83] 1902年8月2日徐为经李福基致某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4页。 [84]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40页。此函康有为自署“八月八日”，应为1902年9月9日。但下引徐为经、李福基等人函署期“壬陆月廿九日”，即1902年8月2日，两函内容相关，康有为致谭张孝函似在前，则其中一函署期不确。 [8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3—204页。 [86] 同上书，第200页。 [87] 同上书，第204页。 [8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4页。 [89] 1902年11月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8页。 [90] 1902年8月14日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0—101页。 [9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92] 1903年1月11日康南海《与任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9—300页。 [93]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9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49页。狭间直树教授指《释革》中的议论“极尽繁琐”，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初期的其他几篇论文一起，表明梁“尽管也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贡献和意义，认为它开辟了新的时代，将欧洲带入了‘人群进化之第二期’，但是并不将其当作现实所需要的处方”（《新民说略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81页）。 [9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39页。 [9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1页。 [9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0页。 [98] 莫世样编：《马君武集》，第399页。 [99] 《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51期，1903年5月10日。 [10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页。 [101]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321页。 [10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8—219页。是函称：“任行后，以报事及译局事，委弟子及孺博代理。”1903年4月13日梁启超函托蒋智由协助《新民丛报》事务，“望与孺博、孝高、伯勋、百里诸君熟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1页）。 [103]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文集》之45（下），第17页。 [104] 1903年4月13日《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2页。 [105]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10月4日。该期实际出版日期较晚。 [10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