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6/17页)

[64] 参见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7、69—70页。

[65] 1902年2月9日章炳麟《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页。

[66] 《〈暴政〉书稿广告》,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38页。是书拟由秦力山与王宠惠合作编著,共分八章,主旨在于反清革命。

[67] 自强:《革命之剑》,《开智录》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1日,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336页。

[68] 1902年4月后《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页。

[69] 1903年1月15日康南海《与任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0页。

[70] 1902年12月黄遵宪《致新民师函丈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4页。

[71] 《英属加拿大各埠保皇会总理叶恩等上粤督书》,《清议报》第92册,1901年9月23日。

[7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是年汇集成册,易名《新广东》,出版单行本,已将“贼”字改易。冯自由《革命逸史》称《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发表于《大同日报》(第2集,第111页),实则《大同日报》发刊于1903年。

[73] 《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74]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

[75] 《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上册,第495—505页。民国时出版的《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辑录此文时康有为加有跋语,谓:“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但文中只提及《文兴报》连载之文而不及《新广东》,当写于1902年8月《新广东》出版之前,5月梁启超去函之后,约在六七月间。

[7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7页。原题为《致欧榘甲等书》,依据内容,直接收信人应为徐勤。孟远,梁启超;云,欧榘甲;力,梁启田。

[77]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8—159页。

[7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2—163页。原书系此函为1903年6月1日,误。函中关于广宗巨鹿民变首领景廷宾被捕事,恐系误传。

[79] 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均撰于1902年春,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1902年9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6号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为题刊登致美洲华商文的部分内容,署“壬寅六月”。汤先生认为“似以壬寅春为是”。致美洲华商文提到回銮半年,清廷回銮之事,一再拖延,直到1902年1月才返回北京,则原署期无误。

[80] 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74—505页。

[81] 1903年10月28日《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34页。

[8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页。

[83] 1902年8月2日徐为经李福基致某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4页。

[84]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40页。此函康有为自署“八月八日”,应为1902年9月9日。但下引徐为经、李福基等人函署期“壬陆月廿九日”,即1902年8月2日,两函内容相关,康有为致谭张孝函似在前,则其中一函署期不确。

[8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3—204页。

[86] 同上书,第200页。

[87] 同上书,第204页。

[8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4页。

[89] 1902年11月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8页。

[90] 1902年8月14日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0—101页。

[9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92] 1903年1月11日康南海《与任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9—300页。

[93]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9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49页。狭间直树教授指《释革》中的议论“极尽繁琐”,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初期的其他几篇论文一起,表明梁“尽管也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贡献和意义,认为它开辟了新的时代,将欧洲带入了‘人群进化之第二期’,但是并不将其当作现实所需要的处方”(《新民说略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81页)。

[9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39页。

[9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1页。

[9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0页。

[98] 莫世样编:《马君武集》,第399页。

[99] 《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51期,1903年5月10日。

[10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页。

[101]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321页。

[10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8—219页。是函称:“任行后,以报事及译局事,委弟子及孺博代理。”1903年4月13日梁启超函托蒋智由协助《新民丛报》事务,“望与孺博、孝高、伯勋、百里诸君熟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1页)。

[103]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文集》之45(下),第17页。

[104] 1903年4月13日《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2页。

[105]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10月4日。该期实际出版日期较晚。

[10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