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在海外进行的捐款和宣传活动，可谓全球华侨的第一次政治总动员，导致其民族（中华）和群体（华侨）意识的首次广泛觉醒，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不容低估。可惜，历史还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中国的革新人士学会在千差万别的政见与利害关系下求同存异，由此产生的摩擦冲突不仅在保皇会与革命党及其他趋新派系之间长期存在，即使保皇会内部也持续不断。这些因宗旨利益分歧而导致的接二连三的内部纷争，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政治动员的总体目标，削弱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效果，反映了中国固有历史与文化大一统之中所包含的松散性，造成许多延续久远的负面影响，并预示了民初政党政治的诸多特征。如何在既有国民性的基础上嫁接异域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行为，并达到新的协调，不仅当时的流亡客与海外侨民未能合理把握，至今对于国人仍是相当重大的考验。
注释:
[1] 蔡惠尧：《试论保皇会失败的内部原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该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关于保皇会几个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写成，简略论及横滨和港澳两个总会所（其实横滨并非保皇会总会所）、商务公司、广智书局的情况以及保皇会的内部冲突。汤志钧《变法维新与澳门》（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知新报》为核心，论及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与澳门的关系及其在澳门的活动，其第4节略述保皇会澳门总会及其庚子勤王期间的筹款购械运械。
[2]康有为：《我史》，第9页。
[3] Irene Cheng，Clara Ho Tung：A Hong Kong Lady，Her Family and Her Times，pp.1-7.
[4] 《香港绅商演说商务汇述》，《知新报》第79、80册，1899年3月2日、12日。
[5] 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第181、196页。
[6] 康有为：《我史》，第61页。
[7] 《声告》，《镜海丛报》第2年第10号，1894年9月26日。
[8] 参见赵利峰《晚清粤澳闱姓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汤开建《晚清澳门华人巨商何廷光家族事迹考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3页；《本馆总理撰述翻译名列》，《知新报》第1期，1897年2月22日。
[1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63页。
[1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03页。
[12] 郑观应得知戊戌政变及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帮助下脱险的消息，致函何穗田：“至其老亲，闻已承阁下接到澳门居住。弟虽与康南海时尚无交情，惟念其救国之心，罹此重祸，甚可扼腕，兹寄上洋壹百元，祈代送其老亲以表弟之微忱。知蒙阁下照应，不虞缺乏家费。其旅沪之门弟子，弟已劝其离沪。此亦为救才起见，远不如阁下之高义薄云也。”（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166—1167页）
[13] 康有为：《我史》，第31、61页。
[14]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墨迹·戊戌与李提摩太书及癸亥跋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4页。
[15] 《写赠何晓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583页。
[16] 《官犯康有为》，1898年11月20日《中外日报》译自11月9日香港《每日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457页。
[17] 梁应骝函告谭良：“长者还港，各省会豪杰来见者不绝”（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6页）。
[18] 1899年11月30日《刘学询来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871页。
[19] 1900年1月31日《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第879页。据刘学询报告，当时康有为住“英捕忌厘家”（1899年11月28日《刘学询复电》，《李鸿章全集》三，第870页）。
[2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5、259页。
[2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3—74页。
[2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0页。
[2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234页。叔子，邱菽园。
[24]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7、112、174页。
[25] 赵令扬：《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册，第384—385页。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前函言汇款二千，欲由香号恒盛昌转上，惧此店东蔡某最腐败而多微词，今拟改为电银行汇之法（如上次之汇），仍交何晓生转，较直捷毋误”（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873页），则此前还有一次汇款。
[26] 1900年5月3日《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第912页。
[27] 1899年9月梁铁君函告康有为：“晓生招呼弟在洛士利洋行，又为戴氏所争，月余无所得，暂住燕梳公司而已。”（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第67页）该书两引是函，一作“晚生”，一作“晓生”，当以后者为是。
[28] 1900年6月25日《徐勤致崔子肩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5页。
[29] 同人公拟、梁启超原稿：《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
[30] 《澳门不缠足会别籍章程》，《知新报》第19册，1897年5月22日。
[31] 《续登不缠足会别籍倡始人名氏》，《知新报》第20册，1897年5月31日；《续登澳门不缠足会倡始人名氏》，《知新报》第22册，1897年6月20日。
[32] 《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香港戒鸦片烟会章程》，《知新报》第61册，1898年8月8日。
[33] 《知新报》第51册，1898年5月1日。
[34]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4页。冯自由称张玉涛等人办学系何廷光资助，田野则说张氏“家有财巨万，自创学校于澳门”。不过田野指该校戊戌政变后“亦见解散”，实则原生学堂解散当在庚子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