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敏： 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第5/8页）

绕道欧洲归国犯了大忌

熊：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回国的？

郑：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妹动员他回来。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废掉了。

熊：您买的是去日本的船票？

郑：我的全程旅票直到日本，在美国就一口气买好了，花了我800美元。一路花销很大，我1952年2月回到国内时，口袋几乎空了，只好靠父亲给生活费，后来有工资后经济状况才好转。

熊：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作。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我妹妹于1946年考进燕京大学，1950年毕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我哥哥曾写信质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让哲敏去欧洲？搞得他的个人历史很复杂。

熊：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但去欧洲的事不能怪罪我父亲。我被美国政府限制了几年，是一有机会就跑，之前根本没来得及征求家里人的意见。

熊：那么急？

郑：因为离境是有限期的。我走的时候也挺复杂，要从纽约走，但我的移民局关系在洛杉矶。我从洛杉矶的移民局拿到一封允许我离开的信，从纽约上船。纽约移民局还真派了人来，跟着我上船，监督我离开。

熊：护照也发还给您了吧？

郑：同意我走后把护照还给了我。当时它已经过期，我就去洛杉矶的国民党领事馆延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后，我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在那里得到一份留学生归国证。由于瑞士和英国只承认新中国，我在美国的公证处办了个无国籍身份证。接着，我再去英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过境香港的签证，这件事以及船期的变更，拖了我近三个月。几年前，我一个妹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凭我这段经历就可以把我划成右派分子。1958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也许与这种怀疑有关联。

熊：那个年代的行政领导多有地下工作经历，习惯于怀疑他人也在暗中搞什么活动。与您类似、因“历史不明”而遭到“控制使用”的科学家还有一些。

郑：到香港后，我找到中国旅行社，办了过罗湖桥入境的手续。然后到位于广州的留学生招待所，接着回家，到上海。在瑞士办手续时要交8美元，说是离开该国后再还我。我到上海后，瑞士领事馆给我来了封信，让去取还我那8块钱。我当时没经过组织批准，直接叫了个三轮车就去了。后来一想，这一步我走得很不好。在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遭人怀疑的事情——是不是去接受什么任务了？所以，我在欧洲走了那一趟是犯了大忌。如果不走那一趟，我后来的工作性质都会不一样。

熊：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保密工作。

郑：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我和钱学森只是师生关系

熊：然后您到北京来工作？

郑：是的。我从上海到北京，等待分配。我申请的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月后被批了下来。与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谈话后，我被安排到由钱伟长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当时，该室在清华南门一个两层楼的房子里，成立才三年，人很少。我当时的职称是副研究员，住集体宿舍，大家一般叫我“郑工”。后来我哥哥到清华大学来教书，分到一套房子，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不久我就遭遇了“肃反”运动。在学习文件时，研究室内搞统计的王寿仁突然遭到点名批判，后来他夫人也被揪了出来。

熊：您本人受到冲击了没有？

郑：我一点事情也没有。我当时对运动很陌生，搞不清楚，不说话。接着就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我捅了娄子，动员朱兆祥去看望被打为右派的钱伟长。结果，蒋南翔告状，朱兆祥遭殃。因为这件事情，朱被打成“反党分子”。尽管当时科学院党组织很信任朱兆祥，可蒋南翔一定要追究，周恩来对科学院也有批评，科学院党组实在扛不住，只好同意批判朱兆祥。在很多年后，朱兆祥终于获得平反，张劲夫对他深深鞠躬——他知道，这是科学院党组的责任。

熊：反右派运动时，你们已经搬离清华大学了吧？

郑：是的。我在清华待了一年多，除在力学研究室工作外，还在清华带了一门二年级的课程。然后，数学所搬到中关村来了，力学研究室于1956年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由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熊：钱学森和钱伟长都做过您的导师，您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中钱学森对钱伟长的批判？《人民日报》曾对此有过报道的。

郑：我只记得，当时蒋南翔从力学所请了好多人到清华大学礼堂去参加钱伟长的批判大会，钱学森被请去坐在主席台上。当时认为，对于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批倒，还要在业务上批臭，因此组织了一批搞力学的批他。钱伟长在业务上没问题，批起来很难。尽管如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清华搞力学的人都不理钱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