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5/8页）

王：您第一次和苏联专家接触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

傅：就在哈尔滨工大。

王：您哪一年到的哈尔滨工大？

傅：1951年就去了。我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就待了一年。我在那起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给他们招兵买马。招来了颜鸣皋、胡为柏、刘叔仪、陈静等人。颜鸣皋从美国一回来，就被我请了过去。刘叔仪、胡为柏和陈静已经去了天津大学，我到天津大学去把他们请到这里来。第二件是把现代的冶金教育建立了起来。华北大学工学院在解放区时就已经招了学生，1950年就得上专业课，所以我一到校马上就教课。以前大学冶金系的学生，采矿、冶炼、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都念，念得都不深。我到了之后，和同事分头开设这些课程。应当承认，现代材料科学教育体系，就是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美国、英国回来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学苏联是后来的事。

王：当时华北大学工学院还没有来苏联专家？

傅：没有。我在华北大学工学院教了一门课，建了一个实验室。完了之后，军代表、副院长晋曾毅（院长老不到学校，晋曾毅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找我，让我去哈尔滨工大。为什么叫我去呢？这跟吴玉章有点关系。我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管理系兼过课。该系也要上一点冶金（主要是炼铁）方面的课程，据说以前是一位老教授在教，因为他年纪太大，教书实在有困难，晋曾毅就让我过去兼课。虽然我是学冶金的，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学过冶炼方面的课程。我那个时候既要编讲义，又要讲课，还要搞实验室，非常忙碌，本不想去，可后来听说人民大学工业管理系的课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一个钟头。我想，凭我以前学的东西，应当可以去讲讲，于是我就去了。后来晋曾毅跟我说，吴玉章听过我讲课。我一回忆，课程初期确实有一个老头子进来听了一会。晋曾毅非常鼓励我，说吴老去听你的课，觉得你的课讲得不错，能够深入浅出。后来，晋曾毅又叫我去哈尔滨工大。他说，华北大学工学院将来也要办成一个军工学校，也要请苏联专家。他给我的任务是，去了解苏联的教学方法，考虑怎么让苏联专家跟中国教授结合起来办学。他明确告诉我，不是让我去跟苏联专家学哪一门课程。我去了之后，发现确实没时间学课程。机械系挺大，哈尔滨工大一共来了13位苏联专家，其中机械系就有七八个。系里专业多、学生也多，我还担任哈尔滨工大教师支部的组织委员，实在太忙，没时间去修课。

熊：与普通留学海外的人士不同，您是地下党出身，一直都受信任、得重用。

傅：后来院系调整，钢铁学院去调我，具体什么时候我不清楚。哈尔滨工大经常召开学习苏联的经验交流会，全国各地很多教师都去参加，其中一些钢铁学院的老师我是认识的。有一位对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回去了？”我说：“回哪里去？”他说：“钢铁学院啊。”我说：“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啊。”他说：“早就来调你了。你是不是不想回啊？”后来我就问陈康白。他笑笑说：“是有这回事。你就安心在这工作吧。你抽个时间把爱人凋过来，不要想着回去了。”他不放我回来，我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陈康白出事了。由于哈尔滨工大有苏联专家，很多学校都派人去跟苏联专家学习，他就把一些学员扣下来不让回去。于是关内的学校纷纷告他。刚好哈尔滨工大有一个冶金方面的苏联专家死了，还有一个也病得很厉害，这也引起了麻烦。教育部副部长黄松林在当时召开的一个干部会议上，把陈康白骂得一塌糊涂。后来陈康白被调到北京，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他一走，我马上也就走了。我要是走慢了，恐怕又会走不了。后来，哈工大的人事处长告诉我：“因为放走你，李昌批评了我们一顿。”

熊：您回北京后，钢铁学院让您做什么职位？

傅：钢铁学院当时没有党委，成立了一个党的核心小组，我算成员之一。我在核心小组负责教学，后来正式宣布，我的职位是副教务长——教务长魏寿昆现在还在世，已100多岁了，他原来是天津大学的系主任。老先生任教务长，我任副教务长。我在哈尔滨工大工作了两年多，总的来说是很愉悦的。哈尔滨工大的教师队伍主要有两个构成：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一批哈尔滨工大本身的教师，从外校扣下来的教师。没有老教授，大家都是青年人。我跟他们处得很好，而且我认为这些青年人的教学质量很好。

苏联专家和苏联教育模式

王：那些苏联专家的水平呢？

傅：苏联专家我接触得很多，我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苏联专家的水平有高有低。

熊：跟您自己比呢？

傅：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但我从来不宣扬自己。于是苏联专家拼命打听我的身份。有一次，在苏联的国庆节，我们请苏联专家吃饭（每逢重要节日，不管是我们的还是苏联的，我们都会请苏联专家吃饭）。有位苏联专家就坐在我旁边，那个时候我的俄文水平有所提高，大体能听懂他们的话。他问我：“听说你是在美国留学的？”我说：“是的，我是。”他又问：“你在美国接触过哪些教授？”我就把教过我的教授讲了讲。我很惊异，他对其中一个教授评价很高，而我觉得那个教授虽然不错但未必是特别厉害。他提议：“我们两个干一杯。”我这个人是不喝酒的，一辈子不喝。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不得不干。他说：“假如你不愿意跟我干杯，那就是瞧不起我。”我只好干了那杯。然后我醉了两天——我喝半瓶啤酒都醉。

说起苏联专家的水平，不同人不一样。在哈尔滨工大的那些专家，我认为水平最高的是潘际銮的导师。他在苏联是博士、正教授。其他的苏联专家都是副教授，跟我的水平大概差不多。我尽量支持这些苏联专家。

哈尔滨工大的经历让我对苏联专家有一个一般的认识：第一，苏联专家的生产实际知识比较丰富，但理论水平不见得高。而美国刚好相反。拿我就读过的两所学校来看，其生产实践不是很多。美国有一个制度，冶金系的毕业生到企业之后，先做student engineer（学生工程师）——给你一到两年的时间，到各个部门都试着工作一下。然后，再根据你的表现和专长，把你定到某个具体的部门。所以，当时美国的冶金科学，从制度到理论根底、生产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很高的。冶金科学最早出现在英国和德国，它们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譬如碱性转炉就是英国人发明的。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冶金科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其生产率最高。再后来又转移到了日本。我跟日本冶金界也熟。东京大学的教授说，他们每隔两年就要去访问美国一次。我说：“现在日本的冶炼生产技术已经相当高，而美国在这方面不是很突出。”他说美国的科学基础很深，所以他们还是要去美国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