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8/9页）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两个人关系一般。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年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第84—107页。
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
黄秉维于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他被调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杨勤业、李秀彬《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地理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页。
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另见王玉芝、罗卫东编《图说浙大：浙江大学校史简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101页。其中51位于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竺可桢1952年1月13日至17日日记，载《竺可桢日记》第12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8—540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第585—592页。
[苏联]卡尔潘柯、斯库里琴：《现代的宇宙飞行问题》，王新民、许志宏、范岱年译，《科学通报》1956年第2期，第39—47页。
潘梓年：《彻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贯彻祖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通报》1955年第4期，第1—10页。
范岱年：《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战斗进一步展开》，《科学通报》1955年第2期，第31—33页；《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活动情况》，《科学通报》1955年第3期，第41—45页。
刘桂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科学通报》1955年第1期，第61页，刘厚成、张一中、黄烈：《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情况》，《科学通报》1955年第5期，第54—58页。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曾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第21—27页。
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李舜琴身处逆境之后》，《党史文汇》2004年第7期，第46—48页。
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己在开除李崇桂、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2006年7月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秦力生（1915—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委副书记。1952年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郁文（1918—2010），河北满城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51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束的1945年10月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第4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