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5/8页）

除了在科学院生物学部任职，我还兼国家科委生物组的秘书。1962年参加完广州会议，并参与制订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然后去河南罗山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初才回到科学院院部。所以，随后几年学部的不少事情我就没有亲历了。回想起来，“反右”之后，尤其是“八字方针”实行之前，学部基本成为了党组分管领导的办事机构，学部委员不增补了，原定要实行的院士制度也不实行了，学位不颁发了，科学奖金不评定了，科研计划也基本不开会审议了，很不正常。

“夺权”与撤销学部

“文革”初期，学部管所属各研究所的政治运动，实际起了科学院分党委的作用。1966年9月我从河南“四清”回来，发现生物学部办公室的墙上有三四十份大字报，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我的。我的办公桌也被院政治部派来的一位女同志占据了。我就到二楼一个小图书室躲了好一段时间。反正“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学部已经没业务可干了。

196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后，全国学样。1月24日，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成立并进行了夺权。在他们当天发表的“第一号声明”中，第七条是撤销学部——其罪名是学习苏（联）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我们就这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学部的公章字是铜的，柄是塑料或木头的。有的学部造反派召开大会，当众将学部的印章用斧头砍，用铁锤砸，我们生物学部的倒没有，只是向我们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交出一切权力！一切权力归我们！”我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被撤职、被批斗都没感觉什么，唯一伤感的是，夺权之后不久，就决定学部整个扫地出门。给了我一个任务：负责清点学部的所有财产，将办公桌椅、书架、书籍、档案等登记造册，等院革命委员会来派人来接收。生物学部和地学部分家时，生物学部那些家具是我一件一件到院里申请并弄回来的，最后也是由我来收场。虽然生物学部并不是我创办的，但我亲身参加了筹备、建设的过程，见它最后落到这个地步，我心中的惆怅难以言表。

1967年7月30日，科学院革委会成立。9月，军宣队进驻科学院，然后，工宣队也进来了，我们原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办公室这两个撤销单位的人（地学部的人已经并到地震局）被集中到友谊宾馆北馆搞运动。1969年3月29日，我作为不知道何罪之有的“罪人”，被发配到宁夏陶乐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又被改发往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底潜江的干校被撤销，我才回北京。

1972年夏，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学校分批组织学员去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前排右一为薛攀皋）

重建学部与加强学术领导

1979年1月，中央批复同意恢复科学院学部的活动。不久，我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做副主任，主要协助钱三强副院长做学部委员增选工作。1980年底，经民主选举，增补了200多位新学部委员。经国务院批准，重建的学部被定位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其任务为：（1）加强对所属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的学术领导；（2）依靠、团结我国的优秀科学家，促进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3）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提出报告或建议，对党和国家起参谋、咨询作用。

增补完学部委员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这是一次在多个方面引起轰动的大会：（1）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草案）》规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两年多后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它又被否定了，学部被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3）学部大会选举产生学部主席团，并由学部主席团推选出了三名执行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以后的科学院院长是中央或全国人大任命的）。

新任科学院院长为卢嘉锡。在他任职期间（1981—1986），学部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权。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们生物学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评定职称和学位

此时各所已成立学术委员会，但评研究员的权力仍一度集中在学部。其程序是：先由研究所将候选人的完整材料报到学部，重点是其主要研究论文，或在生产上推广了什么东西，取得了何种经济、社会效益等；然后学部常委会上讨论。如果时间充裕，常委会在讨论之前还会请同行评议一番，如果所里报得太晚就不做同行评议了。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大家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报上来提研究员的人并不多，学部常委会还招架得住。不过，有一次我们因此而沦为被告。告状的是遗传所的李继耕，原“米丘林学说”（应该读作“李森科主义”）铁杆，先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文革”中转到遗传所来了。他想提研究员，结果生物学部讨论时没通过。他就写了封告状信给他在北农大时的学生、当时科学院主管生物学部的副院长孙鸿烈，里面讲了好几件事情，包括他申请去意大利参加生物技术训练班被生物学部否决等，结论是他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孙鸿烈就把信批给生物学部，叫我们几个人提处理意见。我平心静气地写了几条意见，讲清事实，分清责任。我说，没通过他提研究员，是生物学部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我跟宋振能虽然是常委会成员，但根据学部工作简则，我们这两位专职副主任并没有投票权。他所谓的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实际指的是受到我们学部办事人员迫害，我们既然没有投票权，就不能承担责任。至于有投票权的学部委员，也看不出对他有什么偏见。“米丘林学说”早就不吃香了，他从“米丘林学说”那边“叛变”过来是好事，但水平到底够不够呢？至于去意大利的事，我之所以否决，是因为那是个针对刚就业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培训班，我建议他最好先在国内学，以后再作为访问学者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