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免（第3/3页）

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中，用人标准为“甘、马、回、河”——即甘肃人，姓马，回族，特别是河州籍的人最吃得开。根据近人的研究，马鸿逵手下的军官中，回族并未占多数，但是高级军官（从军长到团长），则几乎全为来自河州的回族。[31]后来因为部队不断扩大，过去跟随他的部属，稍有能力者均已提升为高级军官，于是教导团（马氏于1930年创设，1934年停办）的毕业生便应运而起，补充为中、下级军官。教导团的学生虽非“甘、马、回、河”，但毕竟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比中央派来的军校学生要来得可靠。[32]

在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中，军官的来源和使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凡是属于马步芳家族亲属或具有一定地域、历史及宗教关系者，方能分别充任各级干部。如1943年，马步芳所部陆军第八十二军，与其兄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任总司令，马步青任副总司令，第八十二军军长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升任，骑兵第五军军长后由马步青之婿马呈祥升任。[33]至于其他师长以上的重要干部，如马彪、马驯、马騄、马元海、马德、马步康、马步銮、马步勋、马全义、马振武、马璋等，有的是堂叔、堂兄弟，有的是姻兄弟或甥婿；又如韩起功、韩有禄、马成贤、谭呈祥、马元祥、马得胜等，均属于临夏、循化、化隆和信仰伊斯兰教新兴教派者；再如刘呈德、赵遂、郭全梁等，虽出身汉族，但是籍隶循化或化隆。金耀星原籍榆中，但他和刘呈德、赵遂、郭全梁一样，和马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所有的中级军官（营、团长）也是不出上项范围，汉族出身者寥寥无几。下级军官人数较多，来源较为复杂，但仍以籍隶化隆、循化两县者为主，少数例外，则为曾在战争中效过死力而后被提拔者。在后一阶段，马部军官大体上仍是要经过乐家湾军官训练团学习，或是从昆仑中学出身者，才能担任基层骨干，其他人员仍不被重用。马步芳曾一度吸收中、小学毕业生担任各团、营的军需、书记，以解决实际困难，但是用人行政始终保持非自己人不用，非亲属不能当高级指挥官，排外色彩极为浓厚。[34]

至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则是以山西学兵团和他培训出来的山西北方军校毕业生为中坚，以其创办的天津政治训练所、军官教育班、三十五军干部训练所学生队，和以后绥远干部训练所毕业的各期学生作基础，辅以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再吸收外来干部以扩大其军事力量。[35]

由子弟兵组成的部队，由于成员之间非亲即故，家世都很清楚，因此易于沟通和管理，士兵逃亡的现象较少发生，而且凝聚力强，[36]战力也因此而较高，清代的湘军、淮军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军、两广军，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用人重血缘、地缘关系的部队，其干部素质每愈低，[37]且常会产生人亡政息的现象。至于中央军的用人，则各集团不同，需视其领袖的喜好而定，如何应钦好用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者，陈诚好用保定及陆大出身者（中、下级军官则绝大多数出身黄埔），[38]胡宗南则好用“黄、陆、浙、一”，即黄埔、陆大出身及浙江籍，第一师的旧部。在胡的部队中，排、连长大多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任教育长）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或各特种兵专业学校毕业生；军、师长大多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全系黄埔一期生（军长也以黄埔一至三期出身者为主），且大半曾进过陆大的将官班或特别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39]不过一般说来，中央部队较地方部队更为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因此人才的来源较广，如陈诚甚至声称决不任用私人，唯才是尚。在他的部队中，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均可介绍人来工作。即使是职位低的干部介绍职位高的进来也无妨。结果十八军由于干部的来源宽广，选择的余地大，因此质量也较高。[40]有些中央军的部队，虽然用了许多亲戚、同乡，但是均任以虚职（如师附、高参、附员等）或参谋职，对战力的影响不大。[41]

在传统中国，保举原为科举以外的特殊任用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却成为军政界主要的用人方式，结果不免产生引用私人的流弊，[42]于是人事行政部门又倡议恢复科举时代的保举连坐法，以杜浮滥。例如政治部自1944年成立人事处后，确定中、下级干部的储备办法和甄选标准，其来源分为四途：（1）由本部自行甄选。（2）由各中间机关及本部直属各级单位，于每年三、九两月，就所属人员中甄选。（3）由各方介绍。（4）本部所属各级人员得按级申请。同时在储备办法中规定，凡各级干部在任期内如发生重大的违法事件，及有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的情事发生，保荐人及介绍人得负连带责任。[43]此种保举连坐法是否曾认真执行，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各机关或部队的成员，常会由于出身或来历的不同而形成派系，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在升迁看主官、职位无保障的环境下，派系的存在，或许可以刺激非“主流派”成员的工作意愿，[44]但是外界和“主流派”无关系的人才，即每遭排斥，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情形在高层人事中尤为明显。

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45]部队的改编，是造成人事大幅异动的另一项重要原因。一些被削职低调，甚至无职赋闲的人，每多自动离职，另寻高就。[46]抗战胜利后，军队缩编复员，至1946年底止，共计复员军官佐约240 000人（其中编余军官约160 000余人，失业军官约70 000余人），分由各军官总队、大队收训。复员军官佐的安置办法，概分为留用、转业和退役三种，优秀者留用，老弱者退役，其余转业。原定留用20 000人，转业150 000人，退役15 000人，但是由于时局影响，转业困难，结果实际安置人数，留用者由20 000人增至约70 000人，转业者由150 000人减至50 000余人，退役者由15 000人增至100 000余人。[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