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参谋在军中的地位（第4/5页）

[54]《军令部人事管理会议纪录》，档号769/2211，军令部档案。

[55]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215—216页。

[56]《第一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方案进度考核表》，1941年2月13日，档号769/711，军令部档案。

[57]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渝令卅三德字第三○三四号代电。

[58]蒋介石说：“以后我们陆大的学生，一定要特别尊重军队的人事法规，和遵守铨叙手续，毕业以后，一切工作要听政府来支配，职位要由政府来决定，决不能非分要求和自由活动，如此，才能使我们军队的人事走上轨道，也才能贯彻我们军人严守纪律的精神。……切不可像过去一样，一般学生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和校外各部队长互相邀约，甚至接受人家的津贴，毕业之后，不受政府的派遣调度，如此，就无异把自己看成一件商品，出卖给人家，这无异是将你自己的人格卖了给人家一样。”参阅蒋介石：《陆大学员为学办事之要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第111页。

[59]《陆军大学校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七六九号，1945年4月11日，法规，第2页。

[60]同学关系在近代西方人友谊发展上的重要性，可参阅Michelle Perrot,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pp.561-563.

[61]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68. 即使是短期的训练班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抗战时期一位毕业于中央军校参谋训练班的军官，即曾有以下的回忆：“在参谋班受训时，我们有八个志同道合的‘死党’，被同学们称之为‘八大金刚’，对工作的分派，大家主张‘内外皆有，毋远弗届’，选择最有发展的部队去，大家埋头苦干，不成功便成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作第二步事业计划的商量。因此，我们八个人有两句口号：‘分离不是感情的分散，乃是事业的扩张。’当时的雄心壮志，是可想而知的。”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4—225页。

[62]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第3—5页。

[63]张汝弼：《我任胡宗南人事处长的见闻》，《贵阳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第214—215页。

[64]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

[65]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63年1月，第100页。

[66]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99—100页。

[67]《军令部有关参谋人事各种重要电令》，未注出版时地，第12页，档号769/2497，军令部档案；《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毛笔原件），第24页，1943年，档号769/2477，军令部档案。

[68]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第138页。

[69]详见本书第45页。

[70]王耀武：《从作人到作战》，第140页。

[71]详见本书第47—57页。

[72]《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7页；《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7页。

[73]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0，第440页。

[74]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远1941年9月30日致军令部函，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41—42页。

[75]六十九军一八一师师长张雨亭文，档号769/59，军令部档案；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23—24页。

[76]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8页；黄仁宇教授1993年1月19日与笔者私人通信。

[77]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945年3月3日致军令部训令：“自本年度起，实施部队、机关、学校上校以上人员经历调任……关于军、师参谋长及驻外武官、陆大教官候选人员，应由该部遴选造册。”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78]例如：1945年陆军第十四军仅实施一部分的幕僚与队职互调。参阅《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295页。

[79]《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第7页。

[80]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台北重排本，未注出版时间，第392页。

[81]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36页。

[82]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23—24页。

[83]J.F.C.Fuller,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

[84]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77页。

[85]《国军作战经验节要》，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抗战参考丛书（合订本第1集）》，编者印行，1940，第126页。

[86]朱培德：《军官的新生活》，正中书局，1934，第28页。

[87]何应钦：《何参谋总长训词》，《参谋会议要录》长官训词，第21页。

[88]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第277页。

[89]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1932年于达在担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参谋长之前，前往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处请益。周向于表示：“参谋长和主管搞不好，一为人事，二为经理问题（钱的问题），这两个你不要管，没有搞不好的。”参阅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52页。

[90]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

[91]《军令部有关参谋人事各种重要电令》，未注出版时地，第13页，档号769/2497，军令部档案。

[92]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75—76页。

[93]本期同学联合写作：《第十四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34页。

[94]Hsi-sheng Ch’i,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1945,” in James C.Hsiung and Steven I.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N.Y.: M.E.Sharpe, 1992, p.168.

[95]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6.

[96]《蒋委员长致代参谋总长程潜及军委会各部部长为所属各部会应即实施分层负责制条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46页。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1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即已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参阅蒋焕文：《战时政治建设》，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第180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编《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辑要》，编者印行，1943，第119—122页。“分层负责”一词，系由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所创，参阅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25—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