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14/38页）
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公车上书”的开始。
“公车”，古代指“官车”。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递送”。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机关。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士人干政”当做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请愿书”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争相看阅”，观者“莫不嗟悚”——嗟，感叹；悚，恐惧。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公车”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公车”们几乎全部上阵。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个中原因，梁启超讲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真是绝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革命斗士”就当“绿林大盗”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革命”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熏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赞助“革命”为乐事。
湖南、广东带动，各省纷纷“继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蓝色长袍，梳着辫子的帝国“公车”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们口号加演说，“面容凄惨，垂涕陈情”，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都察院门口更是乱作一团。听说阻止上书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于是“公车”们扬言要“抬着棺材去孙家”，结果吓得这位大员立即声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干脆辞职了。
上书多日，不见政府的反应，更不见皇帝的答复。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是“声势不够”，必须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否则不能“大震朝廷”——深宫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于是，康有为连续一天两夜没合眼，一口气写出了一份1.8万字的请愿书，梁启超从旁慷慨誊写。他们决定举行18省举人的联合大集会，集会的地点定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12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5月1、2、3日，连续三天。因为5月8日就是中国皇帝在《马关条约》最后文本上盖玉玺的日子了。
松筠庵，原是明代因弹劾奸臣严嵩而受到迫害的著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这个地方被文人们选中，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文以载道”的精神。
第一天，5月1日，达智胡同“车马塞途”。康有为发表演说，声言不变法国家就完了。演说完后，举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有毫不犹豫的，有迟疑勉强的，当然，还有溜走的。
第二天，5月2日，康有为们盼望的不仅仅是“车马塞途”，闹不好来的人多得会把京城的南边踏平了。但是，日上三竿时，松筠庵内仍冷冷清清，仅聚集了十几个人。刚才还是晴天，突然“大雨震电，风雹交作”。一个太监模样的人来到松筠庵，径直来到了康有为的面前。史书记载：“康圣人仓皇起来，招引来人到另一间房间里谈话”。自那一刻起，康有为再也没有提过上书的事。
第三天，没人来了，包括康有为。
同是在这一天，京城内传遍了一个消息：康有为中进士了。
中进士是寒窗苦读的每一个帝国文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很快就会被朝廷授予官职。中国人需要前程，中国文人更看重前程。
至于举人们5月2日不来，原因有二：一是那个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派人连夜到京城内凡是住有赶考举人的大小客栈去“做工作”，要挟警告他们“切勿盲从”，小心各自的功名前程。二是5月2日一大早，孙毓汶进宫通过李莲英去找慈禧太后请求“立即盖玺”，言：“日军必不耐烦，数日之内可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老小，实不敢做此孤注一掷之举！”果然，慈禧立即下达了批准《马关条约》的懿旨。至于慈禧速下决心的原因，数种史料记载情节离奇但内容一致：李莲英指着地图上的台湾对慈禧太后说：“此岛不过豆大之一点耳，割之何妨。”于是，“慈禧信之”——用一个“豆大”小岛保大清的朝廷，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1895年的5月，帝国的又一次科举考试的录取榜公布了。京城内高兴的和悲伤的举人都在收拾行李。骚动随着帝国通向四野的大路上再次出现穿着蓝色长袍的归乡的身影而消失，“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的“书”其实根本没有上成。
帝国文人的春天和帝国的春天一起迅速结束了。
8、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公车上书”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中笔墨特别浓重的篇章，通常的叙述是：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和行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于甲午年间的战败，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为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揭露腐败政治和挽救危亡，中国文人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伟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