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17/38页）

面对计算器的运算，谭嗣同在给朋友的信中无法遏制自己的惊异：

我在傅兰雅处见到了计算器，真是奇异无比。任何人，哪怕是村妇愚氓，即使不会作算术，只要掌握了操作方法，机器一转，片刻之间，答案即出。无论多复杂的计算，都毫无差错。最奇怪的是，运算最终结果，数字不仅会自动显示在机器上，而且只要需要，它还会自动打印在纸上，从机器里送出来。我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谭嗣同致欧阳中鹄。转引自《戊戌风云》，闵杰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06～107页。）

中国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走出国门了。按照中国人的几千年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他们只愿意在自己既定的圈子里生活，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打交道。中国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背井离乡在中国是最悲惨的境遇。外部的世界对中国人不具备任何吸引力，中国人生活的特点就是依据几千年前先哲们的教训，毁灭性地强迫自然资源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标准，他们只愿意“就地繁殖”——包括他们的子孙的延续和文化的继承。

中国人接受外部世界是被迫的，包括那些先觉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先觉者当属那些最早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们。他们受到帝国政府的官方资助被派往国外学习，其奇特的经历，足令今天争相送子出洋的中国人匪夷所思。

1872年，迫于洋务派官员的坚决恳请，帝国政府决定向国外派遣官派留学生。这个决定立即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政府的决定十分荒唐又极其恐怖，其恐怖程度不亚于政府把他们的孩子抢走卖了；而大多数政府官员也认为此事不可为之，高度文明的中国孩子被送到遥远的“蛮夷”去读书，这简直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第603页。）尽管政府声明为留学生出全资，还是没有人报名，最后只得跑到偏僻的香港才勉强招够人数。报名的基本是社会低层的穷苦孩子，因为只有这些家庭敢冒这个险：与其在家缺衣少食地病死饿死，不如把孩子给了政府，兴许能侥幸活下来。这群梳着辫子，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幼童在8月11日的暑热之中于上海登上了一艘美国轮船，开始了漫长而奇特的异域生活。他们全部被安排在美国的普通家庭中，学习的日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说“学成回国”，而怎样才能称之为“学成”？——这些中国孩子一去竟然达10年之久。

10年之后，除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和定期为他们供应银两的官员外，当其他的中国人把这些孩子已经彻底忘了的时候，1881年，已经长大了且进了大学的中国孩子突然接到了帝国政府的命令：立即中断学业回国。究其原因，是帝国政府突然发现这些中国孩子已经完全西化，而在他们受到的教育里，有很多污蔑中国的内容，以致他们骂起中国来比洋人们骂得更起劲儿。他们穿上了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国的真辫子剪了，人人弄条假辫子“以在中国官员接见时使用”，真是既无耻又狡猾。他们不好好头悬梁锥刺股地读书，而“专学美国人运动游戏之事”。他们全都说美国话，中国话倒说得不地道了。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倾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拒绝向“中国官员和孔子牌位行叩头之礼”，个个开口闭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真乃“数典忘祖”，“丧失德行”。——政府花费大笔的银两难道最终要培养出一群帝国的敌人吗？

帝国管理这些留学生的“总办”吴嘉善托帝国驻美国大使陈兰彬向政府转述了他坚决的意见：“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在阔别祖国和家乡10年之后，留学生们回来了。其中一位叫黄开甲的留学生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记述了他们在登上中国土地之后的遭遇：

曾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待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者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我们穿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为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有失尊严的事情……为防止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黄开甲给巴特拉夫人信：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于中国上海》，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2页。）

这些学生们被关在一所废弃已久的潮湿破败的书院中达四天之久。在他们中间有个名叫詹天佑的人，数年之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至今，在中国首都北郊的苍翠山岭中旅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乘坐火车时依旧要行进在他设计建造的铁路之上。

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出过国门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有限的报纸和书籍，甚至是在茶馆酒楼里道听途说的。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报纸上突然掀起连续刊登洋人们又发现了什么或又发明了什么的报道热潮，而洋人们每发明一样新奇的东西都会成为刺激中国人议论不休的话题。这种现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预兆，因为至少在封闭的中国这很容易促成一种激进的狂热，如同流感大面积地传染大家一起感冒发烧一样，对于体质已极端虚弱的中华帝国来讲，此时此刻，即使是感冒发烧也能引发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痛的到来。在中国能够阅读报纸，甚至是外文报纸的基本上是三种人：正在苦读以追求功名的知识分子、已经取得功名身为各级官员的知识分子、读书取仕失败了的落魄知识分子——这一点就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帝国的巨大痛苦中承担主要角色的，必定是中华帝国的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