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7/38页）

至今，西方学者的那种“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拓展，目的是让东方得以发展和富起来”的说法，无论如何让人听上去还是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对于那些在向前看的间隙偶尔向后也看上一眼的中国人，尤为如此。

西方船队的桅杆林立在中国海岸，而中国是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国度，它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具备扩张能力的国家。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向外部世界更广阔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呢？

中外学者大都根据世界民族分为“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的特征，把中国列入“大陆型”民族。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自然经济特征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广阔的内陆始终吸引着它的注意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汉唐宋元明清历经千年均如此。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认为，帝国的发展方向和对帝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大陆。于是，中华民族精湛的航海技术自古以来大才小用地只应用于有限的近海捕捞和贸易，中国人设备优良的大船在海上航行的范围很少超出过“稗海”。“稗海”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对内海和近海的称谓，而广阔的大洋则被称为“大瀛海”。

中国的海运贸易仅仅限于把南方的物产利用沿海海路运往中原。即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也主要是在为帝国的上层阶级服务，并没有与中国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发生广泛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船队驶向世界，当属郑和下西洋，其船队的庞大及航海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所有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但是，这支由明代皇宫里的太监为首领的远航船队，却很少配备武器装备，而是载满了“中华物产”，它的航行既少有海外征服的任务，也并不主要打算推销中国的商品，更多的仅只是一次为了显示中华皇帝的威仪而进行的彩船大游行，以让四方“蛮夷”近一步领略中华帝国的富庶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郑和七次“下西洋”，惊涛骇浪，九死一生，病伤死无数，花费大量，其结果是给皇帝带回来一些中国人看作是“无名宝物”的“旅游品”，这些“异邦的贡物”的惟一效果是让中国皇帝看了之后更加觉得自己的国度是“天下”的中心。连当时的大臣都对郑和这种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于是，当哥伦布奉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指令出发去寻找可以占领的新国土，并且发现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的时候；当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努艾尔的指令从里斯本出发，探求通往印度的航路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却宣布上任皇帝的“下西洋”是一大“弊政”，必须从此结束此类行为，销毁郑和远航的一切档案，消除其“恶劣影响”。在从此以后的历史中，中华帝国连“宣扬国威”的壮举都没有了，中国终于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到了明清两朝，帝国政府不但对对外贸易不感兴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活动，同时严厉地禁止中国人对外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帝国统治者视海洋为国家与民间一切行为不可逾越的最后边界，相当坚决地开始实行“海禁”。明洪武年间，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建造三桅以上的大船，以阻止中国人下海，截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贸易活动，“违者照谋叛罪处斩”。后来进而下令强迫民间的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根本无法远航。到了明永乐年间，帝国政府干脆宣布“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清康熙年间曾经一度开放海禁，但是很快就在官员们的反对下被“纠正”了。雍正以后，中华帝国正式实行国门的关闭政策，禁止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乾隆时，帝国政府将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一律限制在广州的一个口岸，进口商品也极其严格地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大米和豆类、小麦和杂粮、铁器和废铁、生丝和绸缎，甚至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之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帝国政府的所有规定都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外国人来华投资了，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了，那就是帝国政府最理想的境界了——中华帝国根本不需要和外国人进行什么商品贸易，没有外国人的骚扰，中国人会过得更好；至于把中国的东西卖给外国人，并不是因为中国需要贸易交流，而是外国人的日子要依靠这些中国的东西，不给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乾隆皇帝就曾对前来请求与中国通商的英国特使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根本上讲，即使中国积极地开展对外贸易，中华帝国也不可能如同欧洲国家一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扩张市场经济的主角。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从来没有以一个阶层的规模存在过，并能够导致近代政治革命的市民阶层。而在流通领域里，帝国原始的农业经济不存在对市场的需求，更没有扩张市场的强大动力和足够资金，因此，工业革命根本无法出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切，都注定了这个东方帝国只能是被世界各国争夺的市场。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它没有机会，或者不给它机会迅速地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彻底地改变陈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利用文化、资源和物产的优势敞开国门迎进来和走出去，那么，它惟一可以做的就只剩下抵抗了——如果它还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力量能够进行抵抗的话。

5、侮辱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中华帝国选择的是抵抗。

帝国的抵抗是一部伤感的童话。

近代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日本人。确切地说，那时中国人就没把日本人当做洋人看待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和中国人的相貌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小岛看做是一块没有开化过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本土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从唐开始，帝国的土地上就能看到从那个小岛上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之外，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和鬼鬼祟祟的小偷。明时，中国人干脆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14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其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长期以来，中国人很厌恶这些只会趁着月黑风高在海边抢了就跑的近邻，认为这些似乎和中国人有点“血缘关系”的野蛮人实在给帝国丢尽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