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8/40页）

西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了冲击队，他们采取的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的战术。在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所帝国军队的弹药库，这所弹药库是专门存放褐色炸药的，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结果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联军趁势倾巢出动，在租界里仅仅留下了1000名官兵，剩余的全部扑向天津南门。

南门是联军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的时候，这几员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和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的农民。

主攻的联军部队是日军，总指挥福岛将军。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但是，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帝国官兵的阻击出乎意料地顽强。帝国守军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帝国军队的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福岛为此大发雷霆。

晚上，日军再次顽强向城墙逼进。

帝国守军惊慌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帝国官兵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和封锁，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

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帝国守军的所有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干脆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都有帝国军人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这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官兵。其中以日军最多，达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帝国政府的昏聩、帝国外交常识的愚昧和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列强战斗的时刻，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帝国的士兵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军官甚至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面对异国入侵的时候，当捍卫国家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着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军官兵害怕。

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

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23天。

2、中国军团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1900年7月13日，在对天津城发起总攻的联军中，有一支高举着英国国旗并在英军中担任攻城任务的主力部队显得格外奇特：这是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身穿带铜扣的黄色轻质卡其斜纹棉布紧身上衣，其颈部和手腕处收得很紧，同样布料的暗蓝色的宽松裤自小腿至脚腕被蓝色的绑腿布带缠绕。红色的背带和红宽腰带。脚上是白色的袜子和中国式的黑色布鞋。他们手中拿的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胸前挂有五个子弹袋，固定子弹袋的三条窄带由结实的棕色皮革制成。袖章是红底金色。头戴低顶的宽边草帽，其形状类似于英国海军戴的“Ｓennet”帽，只是这种英式帽子戴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时其顶部微微耸起，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的那条长长的发辫被折叠起来藏在了帽子下。冲击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短促低沉的“杀！杀！”之声，令联军的其他部队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中国人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这支隶属于英军的部队，除了军官之外，全部是中国人。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对天津城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特殊部队。也就是说，1900年7月13日，那些在天津城墙上拼死抵抗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的农民，至少在一个方向上，他们凶悍的对手是一群与他们同宗同祖的同胞。

对于百年前直至今天的中国人，曾经发生在天津城下的历史一幕，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置信乃至惊骇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