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10/12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

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时的兵力与装备情况是：

第一军团：兵力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枪支八千三百八十三支，子弹五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发，手榴弹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一颗，梭镖五百一十三杆，马刀二百一十九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一十二枚，冬衣一万九千零五十件，盐巴八千七百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三军团：兵力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枪支八千二百八十七支，子弹四十八万二千七百三十六发，手榴弹二万零五百一十八颗，无梭镖，马刀一百一十八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八十枚，冬衣一万八千五百件，盐巴九千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八军团：兵力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枪支三千四百七十六支，子弹十八万零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一万零六颗，梭镖八百一十六杆，马刀五十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四千零五十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十四万七千元。

第九军团：兵力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枪支三千九百四十五支，子弹二十万八千六百九十七发，手榴弹九千九百四十二颗，梭镖一千零二十三杆，马刀八十二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二千五百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二十万一千元。

加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但是，如果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各个军团所雇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能够达到十万。

数量庞大的民夫队令各军团都成立了后方部。其中东西最多的是军委第二纵队，不但担子达到了一千担以上，而且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物资太多，且有重要之物，经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的教导师，教导师的三千兵力负责帮助中央机关搬运各个部门的物资。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三千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最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五十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记者斯诺说得十分准确而形象。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

中央社西安十三日电，蒋委员长日前由汉经洛于十二日莅陕，以绥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十三日晨微雨，上午十时十五分，蒋委员长偕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汽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

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迹，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

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个方面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使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争端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

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令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情匆匆赶往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十月十五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