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6/12页）
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院里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X光片，但X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X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三十三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便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瘦，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他的人格和才华时深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曾经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曾经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一九三三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了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了电报说：“想去很久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在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暲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她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了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后，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二月二十四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
已经五十八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九三一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得知自己被留下后，何叔衡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一九三五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二月二十四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仍没舍得穿的布鞋。
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一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但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着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二十七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大庾被国民党军枪杀。刑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庾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四十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